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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软实力”可圈可点
| 自从美国人约瑟夫·奈提出美国应充分运用“软实力”问题后，国际上有那么一些“明星专家学者”奉为至宝，不断炒作。国内也有那么几个“知名人士”一再跟进，甚至说什么中国“缺少软实力”，“不会运用软实力”，“要补这一课”，“逐步学习如何运用软实力”。 这些人用心可能是好的，但似乎有点盲目跟风，不知所云。所谓“软实力”，从广义上说，一般指的是文化、文明和价值观及其影响；从外交上看，一般指的是处理重大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的战略、政策和策略及其影响。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是针对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特征的“布什主义”不得人心有感而发的。反对过分使用“硬实力”，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只不过他用了一个新名词。 新中国外交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国际战略以及政策和策略。50年代初期，中国被迫在朝鲜战场上显示了“硬实力”，但同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与制定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坦诚表明：中国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存异”的。这席话“四两拨千斤”，迅速挫败了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图谋，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这正是中国“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传统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所谓“软实力”的体现。 这种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也是带有普世性的，深得人心，多年来长盛不衰，而且在继续发展。新中国不仅善于运用“软实力”，而且与时俱进，坚持不懈。在边界问题上，中国不承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但认为，对历史遗留的问题要从和平与友好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互谅互让，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即使在边境形势十分紧张恶劣的情况下，中国也是一忍再忍，退避三舍，先礼后兵。 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些难道不是中国“软实力”很好的体现吗？1993年，APEC领导人在西雅图承诺要“深化大家庭精神”，但对如何深化分歧很大。后来中国提出“APEC方式”，即承认（成员情况的）多样性，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集体制定战略目标，各成员分别制定努力达标的路线图。这个“APEC方式”，在苏比克和温哥华写进了领导人宣言，被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APEC大家庭精神的灵魂”。 这难道不是中国“软实力”在多边领域很好的体现吗？更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主张“合作共赢”，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9月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包容精神，呼吁“同舟共济，共创未来”。这些都是中国“软实力”在新时期可圈可点的运用，它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更上一重楼”，大大发展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内涵也更加丰富了。这是我们时代变迁的呼唤，也是世界民众的需求。当然，笔者并不是认为一切都好。中国还要加强宣传中国特色“软实力”的力度。 但归根到底，“软实力”的影响不是靠“宣传力度”，而是看它是否顺应时代潮流和民心。美国的“宣传力度”可谓大矣，但如果战略目标仍然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和所谓“美国普世价值观”，那无论是“软实力”还是“巧实力”，可能都无济于事。（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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