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知行不一最主要的原因是信仰危机，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不认同和不信任。要解决信仰危机，除了要跳出固有的口号式的教条宣传模式，用社会学和制度分析的方法重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科学性之外，还要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者和受众建立制度化的道德评价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任何社会形态之中，都有其特有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维持和促进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社会想要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而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就我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维护和促进我国社会整合的核心载体。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遇到了知行不一的瓶颈。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很多学者从伦理学、心理学或单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角度阐发了各自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大原因：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效应；第二，社会不良风气的消极影响；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不强；第四，家庭道德教育的错位和缺失。

　　实际上，如果要达成知行同一，就不能逾越知与行之间的中间环节——“信”。其实，阻碍知行同一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信。不信任不认同规范的道德体系，这本身是有关伦理的问题，而深究原因，所谓不信又的确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从伦理学和心理学角度探究其原因并寻求其解决的路径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伦理学和心理学对道德失范现象的解读仅仅能起到解释学所能起到的作用。在道德失范的转型期内，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道德评价体系达成制度性均衡，才可能重新建构具有积极社会整合意义并且广为认同的道德规范体系。

　　就目前来看，主要有两大相互交错的社会现象对当代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负面的内向涟漪效应，一个是作为舶来品的激进派后现代思潮，另一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熟人社会”的现实。

　　第一，激进派后现代主义主张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关注语言、取消真理，具有典型的反人道主义倾向和反理性主义倾向。鲍曼在1997年写的《后现代性及其不满》一书中，把“消费主义”(即对“享乐”的追求取代了对“利润”的追求)作为激进派后现代思潮的根本标志。其实，正如鲍曼所言，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在消费主义的主导下，杂糅了多元主义、易碎的和破碎的文化、权威的分散性等思想在内的一股“反现代性”的非主流思潮。事实上，几乎在以崇尚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这个概念问世的同时，以批判理性为特质的“后现代性”就紧跟着应运而生了。虽然这股思潮在其发源地欧洲早已成为过去式，但它在北美仍然蓬勃发展;在东亚，如今它正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在中国也大行其道，并且，它本身具有的解构性特点对中国的年轻一代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年轻一代已无法体会或想象从前衣食匮乏的日子。相反，人们开始关心如何表现个人特色和性格，开始重视个人主义。这股思潮披着舶来品的华丽外衣，尤其使民族自信心明显不足的年轻人容易盲从。
第二，中国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的现实，对人们践行知行合一产生负面影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埃尔斯特（Eister）所言，“社会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彼此互动的个人……而人群是分层的，人际交往往往也是分层次的”，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分层次的人际交往中，熟人关系往往是维系社会交往的主导形式。而以熟人关系作为社会交往的主导形式的社会，基本上可以界定为“熟人社会”。所谓熟人社会，是指在传统农业社会宗法传统的影响下，人们因地缘、业缘、亲缘等因素结成的熟人关系网络。在熟人关系网内部的小范围内，人们注重信义、信誉、声誉和讲义气，熟人之间的诚信度普遍比较高，使人们彼此之间保持较强的亲和力，以满足人们情感上的需要。这种道德机制从小处说，有利于亲人融洽、邻里和睦，从大处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然而，严格说来，熟人关系主要是私人生活领域的社会关系，其相应的道德规范要求应限定在私人生活交往的范围内，而熟人关系的道德体系也应属于私德的范畴，其道德特征具有明显的非公共性，不适应于公共生活领域道德秩序的要求。然而，因为制度约束不力和法治观念的淡薄，导致这种带有明显非公共性的私德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从而使“私德”演变为“失德”，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和谐和社会公益的实现。在掌握资源的熟人关系网络内部的人会大大受益，而被排斥在该网络之外的“陌生人”，要么消极盲从，要么积极恶搞。这些社会失范和信仰缺失现象严重阻碍了人们在道德体系重建中的知行合一。

　　那么，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解决知行合一呢？

　　增进心理认同。心理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相互区别又并行不悖的过程。所谓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它是一种内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自我认同的直接对象是对人自身的意义的反思。”而社会认同不是单向度的，是自我认同与社会对道德个体认可的双向互动过程。只有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达成良性互动，规范的社会道德才能内化成个体的道德自我感。通常情况下，信仰被看作是处在道德自我感中的核心观念。这就是说，在道德规范内化的心理认同的过程中，信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牵引作用。因此，要实现知行同一，必须解决当代人们的信仰危机问题。消除人们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怀疑和不信。这种怀疑无非指向两方面：其一是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其二是传播社会道德规范的人的可信性。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知行同一，除了在解释学层面上完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科学性的阐释，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层面上构建行之有效的道德评价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是一项兼具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系统工程。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因为它是一个交织着民俗与民德所成的社会行为。其与信仰实践的密切联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被社会成员力行实践，只有被人们知行合一地笃信和践行并转化为全社会的群体意识和自觉行动，才能发展为真正的民族信仰，才能成为真正的先进文化指向和道德精髓。而在社会失范最容易孳生的转型期，良性的民俗与民德的重建，往往需要借助具有赏罚职能的实体制度，这是实现制度文化社会整合职能的有效手段。

　　总之，要确立当代人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知行同一，必须跳出传统的只重“言传”不重“身教”的说教模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增进心理认同，推进制度引导上下工夫。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吉林医药学院人文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