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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新进展

时间:2009-06-26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龚学增 摄影: 编辑: 上传: 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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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是我国宗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是其正式起步,初步发展,其后出现曲折,完全中断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通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恢复深化,创新发展,研究逐步进入更为科学和成熟的时期;在进入21世纪的近10年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视角更加开阔,观点不断创新,集中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综合性研究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可以说出现了新的繁荣。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与时俱进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创新的。从狭义的角度看,它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宗教的思想。从广义的角度看,它则泛指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无论是从狭义上还是从广义上理解,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要是指成熟意义上的、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观。

  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宗教”课题研究获得了新的十分有价值的成果。课题研究理清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4个关键问题:即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判断;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条式理解;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名下的错误观点。同时,该课题还重点研究了结合当今时代的中国实际而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研究成为亮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其中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宗教问题的实际,使二者正确结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宗教问题的道路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宗教问题的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是在宗教理论基本政策上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是坚持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展开的。

  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的研究  世纪之初,一批专家学者纷纷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对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等一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宗教问题领域的观点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如陈麟书主编的《宗教观的历史·理论·现实》、陈始发著的《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等。论文方面,以金以枫于2001年发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宗教观》、陈始发于2003年发表的《建党以前陈独秀宗教观探析》、卢玉华于2001年发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宗教观概论》等为代表。这些著述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基本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精神,但还仅限于个人对宗教的看法,尚未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宗教问题自觉地结合起来。

  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的宗教观以及李维汉的宗教观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学界关于毛泽东宗教观的研究著作,公开发表的论文有20多篇。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指出,毛泽东的宗教观的特色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宗教问题实际的正确结合。还有一些论著分析了毛泽东的宗教观的演变,以及毛泽东同具体宗教,如同佛教的关系,如王国兴的《毛泽东与佛教》等著作。

  周恩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国家总理,他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更多的是着眼于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冯今源在纪念周恩来诞生100周年时,发表了长篇论文《试论周恩来的宗教观》,对周恩来的宗教观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基本内容都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分析。

  李维汉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留下了宝贵的关于宗教和宗教问题的思想,但学界以往对之研究不足且零散。近些年开始有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论著。如关于宗教的“五性说”(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认为,最早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初由李维汉主持起草的《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其后,李维汉在1958年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宗教的“五性”。1982年,李维汉正式向中央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建议。

  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关于宗教问题的言论虽然不多,但所起到的思想政治作用十分巨大。笔者在有关论著中对邓小平的宗教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既包含着邓小平个人的若干科学论断,又凝聚着党和政府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还包含着理论工作者的贡献。”

  江泽民关于宗教问题的言论著作较多,思想较为丰富。学界的研究,一是梳理江泽民个人的宗教观发展的脉络,归纳他的观点;二是整体分析评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宗教观,其中也涉及到李瑞环的宗教观;三是将对江泽民的宗教观的研究纳入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之中。《江泽民文选》出版后,对其中包含的宗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首次公开发表的《论宗教问题》这一重要著作的研究对在学界日渐活跃。

  关于深化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冯今源在他的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论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他认为,“相适应”理论的提出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而且有历史和现实根据。他还提出“相适应”对引导主体的要求一是大力加强宗教法制建设,进一步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是要大力加强宗教理论研究;三是要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2006年,笔者发表文章,认为深化对“相适应”问题的研究要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来把握其重大意义;要全面准确把握“相适应”的丰富含义;“相适应”实际上也就是解决不相适应问题的一个过程;“相适应”需要党、政府和宗教界的共同努力才行。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研究形成体系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近些年,我国宗教学界正式就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和中国化等特征进行了研究。其中,以2003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执笔)在《求实》杂志上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一文为标志,一大批专家论著集中形成了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建构。“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在理论上的价值就在于以十分简洁的论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立论的基础是宗教问题的“三性”(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特殊的复杂性),根据“三性”确立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四句话”),由此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架构。“三性”和“四句话”的对应关系是,根本是长期性着眼于宗教的规律,因此基本方针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总论性质;关键是群众性,要求在宗教工作中必须坚持执政为民,因此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以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殊的复杂性在于强调上述工作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进行的,因此基本方针就在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以保证宗教活动的合法进行和健康发展。理论观点和工作方针有机结合,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005年初,时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的朱晓明发表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长篇论文,从贴近宗教界的实际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这一命题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发表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该文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包含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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