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笔者在美国亲历了一次类似“美国偶像”的选秀活动———总统大选。大选其实包装得很美，它时而鼓舞人心，时而赚人眼泪。但看明白了其实也很简单，大多数州都是常年地固定地支持某党派，比如，加州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哪怕州长施瓦辛格是共和党人;而德州永远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哪怕共和党劣势至极。因而，三个摇摆不定的州———俄亥俄、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总是决定着大选的胜负。历次选举中，在这三个州取其二者往往能当选总统，取三者则为大胜。奥巴马的当选就是一场大胜。

奥巴马当选后在格兰特公园演讲:要办世界级教育，要老有所养，要社保，还要给中产阶级减税。一面要投资，一面少收钱。美国历任总统无不是上台前打民生牌，上台后顺着大佬们的意思行走。总的来说，眼下的危机还是要靠富人来出力，这也考验奥巴马对富人的影响力。于是，若新总统被人民寄予了太多的期望，恰也是他的巨大困难:他既不能打破框框，又要有选择地兑现那些气势磅礴的宣言。所以，无论谁当政，固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追求总是决定行政决策的关键。全民的民主投票就有点像推行民主的自利行为，它实为一种追求结果的包装和渲染。

其实，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妥协史。几次“伟大的妥协”造就了美国。而每个妥协的背后都有一个为了民主的故事。设置议会时，人口众多的弗吉尼亚州主张按人口比例来安排议席，人口较少的新泽西州则主张按州设席位，双方僵持不下，美利坚难以建立。康涅狄格州提出“伟大的妥协”:即，上院按州算议席，下院按人口算议席。于是崭新的美利坚也像大英帝国一样出现了上下议院。后来，为了议会的人口比例制，开始计算人口时，北方说奴隶不算人口，南方说奴隶算人口。又僵持不下，南北终于作出“五分之三妥协”:五个奴隶算三个人口计入人口总数。于是崭新的美利坚也会出现种族歧视性质的五分之三条款。

典型的固定利益集团的分赃不均，却也被天才的杰斐逊们描述成了民主的过程。而被广泛吹捧为民主象征的陪审团制度，实则是当年的法学家们怕在审判中得罪了殖民地的英伦权贵，弄来一群傻傻的公民陪审员，这些人往往被高超的律师们忽悠得热泪盈眶，他们对事实的判断难说能有几分正确。但，法官适用法律时，可以无视陪审团的判断来作决定:一来复杂的事实审抛给陪审团来担责任，二来自己的权力又能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