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光明（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对于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政治等不同角度加以阐发，但也可以把它放进文学世界加以理解。在以往对传统节日的研究与谈论中，学者们都注意到了，传统节日首先具有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传统节日还可以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周期性开展的包含着仪式、饮食和娱乐的节日活动里，社会的集体记忆与个人的文化认同得以实现，民族的传统得以恢复和传承。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岁月漫长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例如本来是象征驱除侵害人类生活的力量与因素的仪式，在反复举行之后，就变得别有意味了。端午节就是例子。按天干地支算，端午又称“重午”，即午月午日，是时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乃季候变换的转折点。为避萌动的邪气，需沐浴兰草汤、采药、置菖艾、戴香包、系五彩线、喝雄黄酒，涂朱砂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这一人类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当人类还不能把自己作为主体与自然客体分开时，还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无法把握客观世界，也不能认识自我生命特征时，就产生了神话和传说，有了与“神”沟通的巫术活动。在这些认识和活动中产生的想象性口头故事与祷唱之辞，就成了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源头。由原始经验产生的原始思维，被后来的科学判定为“迷信”，但它的魅力并没有在人类的心灵里消除。清明节扫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是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流传下来的。但这些节日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赖文学书写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和描写，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比如，说到春节，连小学生都会说出王安石的七绝《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到清明，无人不会吟诵杜牧的绝句《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说到中秋，大家立即念起苏轼的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七夕，稍有文学修养的情人，也会低徊于秦观的杰作《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历代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学作品，装点了传统节日，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牢牢绾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其结果是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贪恋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就难以驻足花前月下，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领略不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妙处。科学的去魅，使人类心灵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瘪无味。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中国新文学作家有书写传统节日的传统，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以散文居多。比如，写春节的名篇就有冰心的《童年的春节》、梁实秋的《北平年景》、丰子恺的《过年》、老舍的《北京的春节》、孙犁的《记春节》、莫言的《过去的年》等；写中秋的有周作人的《中秋的月亮》、萧红的《中秋节》、徐志摩的《印度洋上的秋思》、贾平凹的《月迹》等；还有一些节日书写，不是散文，而是小说中的片段。如沈从文的《边城》里写的端午，萧红的《呼兰河传》里写的鬼节，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刘绍堂的《运河的桨声》里写的中秋等，这些作品多半是将节日作为人物活动的时空和环境，情节在其中推进，人物性格在这里得到展现。纪实性散文，则直接对节日活动的过程及过节人的心理进行细致描绘。中国的传统节日，借助这些描绘得以跌宕多姿的呈现。由于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节日不可幸免地遭到销蚀，幸好有这些文学作品，把旧日过节的活动方式和所涉及的事物，细致而又充满趣味地保存在文字世界里。节日文学几乎都是回忆之作，这说明传统节日在人的生命中持续地发酵，记忆的时间越久，酿出的情感越是醇浓。这种现象，印证了民族传统节日具有个体生命塑型的价值。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正是由无数这样的生命个体汇聚而成。

在对传统节日的文学回忆中，春节被倾注了较多的笔墨。像冰心、梁实秋、丰子恺、老舍、孙犁、莫言等人的作品，都是深情讲述旧时尤其是童年时的春节。在这些名家的笔下，南北和城乡通行着过年的习俗、仪式、饮食与活动，有吃腊八粥、买年货、祭灶神、贴春联、做新衣新鞋帽、拜祖宗、吃年夜饭、给压岁钱、放鞭炮、拜年、闹元宵、玩灯火等。春节的风俗也有地域差异。比如，老舍描写的北京城庙会，在其他城市就不一定会有。又比如，北方以面食为主，除夕当天要包饺子，南方过年是打糯米年糕。丰子恺就写道：“二十三送灶之后，家中忙着打年糕。这糯米年糕又大又韧，自己不会打，必须请一个男工帮忙……两枕‘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此外许多较小的年糕，有二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再比如，同样是拜神祭祖，城里人的仪式在屋里举行，如丰子恺写到腊月二十七的晚上，在厅屋里摆开八仙桌，上面供设“六神牌”，灯火辉煌，香烟缭绕，堂兄弟三家一起祭年菩萨，气象好不繁华。而有些农村，则是在室外进行，时间也不同，如莫言所写，年三十的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竿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不同的祭拜方式，互有异趣。这些作品写到的节日习俗，还不包括少数民族的春节。不同民族在节日习俗上的差异，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