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维维（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近些年来，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理论方法的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研究重心不断拓展创新的状态，社会结构研究、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生活史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相继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与增长点。从中可管窥社会史研究思路的转移与发展。大致说来，社会结构研究更多从宏观叙事着手，关注大的社会历史运动和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文化史研究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勾连，发掘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和渗透。社会生活史研究聚焦于生活方式的演变并将它与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联系起来。而日常生活史则把“日常”二字清晰地突显出来，常建华教授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特点作了如下总结：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其言甚是。自从日常生活史研究兴起，具体的生活细节、具体的个人、具体的私人体验和感受、具体的个人生活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社会史的研究焦点不再仅仅聚焦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传统宏大主题上，而是向日常靠近，向个人靠近。

随着日常生活史成为社会史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一种特殊的史料——日记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呈现出来，并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史研究重心变化趋势的高度契合性。

一是日常性。日常生活史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不是泛泛地去关注和阐述社会生活的全貌，而是把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场域，在丰富的生活细节中发现国家、社会、阶级、阶层和个人在日常生活场域中的交错互动，诚如布罗代尔所指出：“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而日记正是进入这一场域的最佳路径。当代文史大家邓之诚每日晨起，即将过去一天的重要事情，用毛笔小草记于《日记》中。近代学人孙宝瑄不仅逐日记述，如因病遗漏数日，愈后亦必补作，自称：“余之日记，可谓能耐久。”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从1853年到1889年，36年间铢积寸累，洋洋数百万言。清末藏书家王祖询的父亲王伟桢长期记日记，“事无巨细，笔之于书”。他自己也是“举凡日间行习作为，亦记诸篇，兢兢业业”。任何关于日常生活的文献，在持续性、细节性、日常性上都很难与日记相比拟。因此，日记是我们看清“生活的本来面貌及在其中所不断发生的生产、生活实践全过程”的最重要媒介。

二是个体性。日常生活史研究是对结构主义宏观历史叙事的拨正，是对见物不见人的史学研究的反驳，是以人为本的史学研究。因此，它关注特定时空中具体的个人，关注个体生活的细节与全面呈现。日记的特殊贡献首先在于，它能呈现个体的生活体验和感受，特别是个体的情绪，这是其他文献无法代替的。如曾国藩“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又如邓之诚处世谨慎，待外人来家往往心存戒备，他对此做了反省。1958年2月27日谢兴尧来访，邓之诚在日记中记：“（谢）意极殷殷，而无所求”，“予每周防太过，非宜也”。他又好面子，有些事虽不愿意做却又不得不为之，心中对此很是耿耿。如其日记写道：“天津历史博物馆石奎文、董宗莲载照片两大筐来，欲予为之指认，君误矣！我安能供此役乎！”但最后他却还是答应了。湖北乡村士子朱峙三虽然认为“科举本非善政”，但却又心中盘算“贫贱之士，小而言之，进学后开贺，可获贺礼者三百余串，中举则倍之”的好处。近代学者吴虞记他去法校庶务领工资，庶务以无印章不肯发，吴虞大怒，决定次日不去上班。但醒后又觉得“此小事，心知之可矣，不必再置诸齿”，“免人谓我斤斤于钱也”。这些非常隐秘的、个人化的心绪、念头，只有在日记中才会存有，更是研究日记主人思想性格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日记最生动不过地呈现了日记主人的生活样态。如《忘山庐日记》记孙宝瑄对戏曲的观赏活动，极其丰富详细。《邓之诚日记》记每次来客留饭，与书贩往复讨价还价等，其生活情境和性格跃然纸上。再次，日记记录日常生活的细节，为其他文献所不可能记载。《吴虞日记》记载1918年左右其在四川任教时的各种生活支出，“预算每月需钱十九千文。菜钱约十千，牛乳钱二千四百，雇工钱三千四百，楷、桓、棱月费共六百，橿、樱月费钱二百，余钱二千四百为买盐及其他之零用添补”。“至同金轩颜剃，去钱五十文”。“午饭后归，来去轿钱三百八十文”。“晚餐后，过湖广馆观薛月秋、白玉琼、小玉梅、小灵芝。买票去钱三百七十文”。如《王锺霖日记》记咸丰九年京城银价，“五月初一日：银价忽落。前五百七十千，近十四千”。“七月十九日：连日钱店纷纷起钱，土棍籍端滋闹，致连闭数家，银价忽落，民间所用皆官号票，只取当钱八百作一吊”。如此关于家庭支出和银价变化的细节性、日常性的记载只有在日记中才可能见到。再如邓之诚1933年筹备女儿婚礼，因经济窘迫，不得不通过向会计借洋，卖《讲义》、卖收藏品等方式多方筹措。而婚礼举行时，李仲公、邓嗣禹、谭其骧、张星烺、司徒雷登等亲友皆有送礼。邓之诚在日记中对他们送的礼品一一记录。其中有些送礼，邓之诚还予以回赏。如：“张星烺送二元。赏四毛”。“孙详偈送衣料一件，赏一元”。“马季明送桌布及毛巾六张。赏五毛”。婚礼前一日，张尔田来作贺，“仍用跪拜礼”。次日婚礼结束后，邓之诚即“到孟劬处谢步，拜礼”。这些细节不仅反映了邓之诚其时经济状况，亦可了解他的交友网络以及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婚俗与礼尚往来的风气。又如《傅彦长日记》记他1929年11月3日的活动：“午餐后，到霞飞路沙利文、卡尔登看电影，美生辣斐德路吃俄国菜（吕请），市政厅听第四次交响音乐会，黑猫、金鹰（跳舞场），半夜三时左右到纽约咖啡吃白锦煎蛋、咖啡，天明时到天通庵火车站……用去二十元。一夜未睡。”傅彦长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名的自由派作家，其日记展示了这一阶层的生活方式，也呈现了那一时期上海的文化形态。

三是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联。人的个体生活，从来不可能是孤立的，其行为、话语，举手投足，都潜藏着社会生活、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日记所记录的个人生活以及关于社会与时代的感受，往往是探究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是观看形塑和影响日记主人日常生活、日常话语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力量的窗口。如嘉道间的平民知识分子潘道根，虽以教书行医为生，布衣以终，其日记却满怀家国情怀，载于日记中的数百首诗歌，充满对世道人心的同情与理解。这些日记中的话语和诗歌风格反映了儒家“民胞物与”的情怀与“诗教”传统。又如晚清思想家宋恕一生政见四变，始好无政府之说，继之变而为共和之说，再变而为立宪之说，再变而为专制改进之说。其思想轨迹在《宋恕日记》中清晰展现。而此四变，绝非个人性格单纯使然，其背后潜藏的是社会变迁的脉流与时代思潮的更替。

四是阶层与阶层的互动。社会生活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可以分为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日记是文化人、知识人的日记，因此，日记中的日常其实是文化人的日常。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近现代日记的著者身份，大约可以分为军政人员、文史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出版家、教育家等几大类。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是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如孙宝瑄，其所交往既有当时知名人士，如章炳麟、梁启超、谭嗣同、宋恕、汪康年、夏曾佑、严复、张元济等，又有文艺及戏曲界人士，如李伯元、谭鑫培、梅雨田、汪笑侬、刘永春、金月梅等。再如邓之诚，与洪业、陈寅恪、陈垣、余嘉锡、顾颉刚、陈梦家、范文澜、周一良、翦伯赞等都有交往。傅彦长结交的朋友中，既有国民党背景的张道藩、刘纪文、潘公展、甘乃光，又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陈望道、杨贤江、李初梨、冯乃超等。他们的日记，是研究其所属群体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生活习惯等不可多得的资料渊薮。

日记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记自己生活轨迹与心迹，此为为己而作。一种是具有表演性、展示性，即为人而作。前者可以窥见其时私人生活和社会样态，后者则可见主流话语对日常的渗透和支配。日记中虽不排除有一些失实的成分，以及某些特意的曲笔，但两种日记仍均有研究价值，即使是为人而作，也会在不经意之间记录日常生活细节。无论如何，日记在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极为重要，它是活的日常生活史，是具体化的日常生活史，是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史，是亟待从多方面加以系统整理和开发运用的日常生活史料宝库。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