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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与培育时代新人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为深入探究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期特约国内长期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三位专家，围绕公民道德与培育时代新人、公民道德与诚信体系建设、公民道德与中华传统美德三个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辨析，以飨读者，并求学界共鸣。
作者：靳凤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首要任务。要高质量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就需要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深刻把握和全面洞悉我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丰富内涵，通过公民道德生成机制的持续创新，不断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公民身上的内生活力，从而造就和涌现出众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我国公民的核心价值追求
价值观是人们评价客观事物善恶是非、真假美丑、效用大小的根本标准。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表明，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而言，最深厚、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就是该民族、该国家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软实力，还是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性质和前进方向的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相处，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能否不断提高，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是否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为了有效解决这一世界性、历史性价值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之进行了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共产主义运动界定为绝大多数人参与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对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目标和根本宗旨是什么的回答，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理想、价值原则和价值规范的科学说明，从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什么”“珍视什么”“信仰什么”等根本性价值难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过程，逐步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层面。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之后，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全党上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由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化到对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开始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说上述内容把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进行了高度凝练和有效融合。它不仅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基因，也寄托着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尽千辛万苦而上下求索的理想与信念，更承载着我们每个公民终生追求的美好愿景。从而深刻回答了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只有广大公民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形成中国社会的新风貌、新姿态、新作为，从而真正做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张，任何时代公民价值体系的主要特质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密不可分，并主要由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所决定。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温饱型生存方式向小康型生活方式的转变。从现代价值哲学视角检审当代中国公民的价值结构，既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不断弘扬的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也有发轫于先秦被后世弘扬光大的儒、道、法、释等各种传统思想流派孕育的古典价值体系；更有改革开放后从欧美国家涌入的各种西方价值观念。面对多样价值长期并存共在的思想场域，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价值追求，才能将新时代我国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不断推向更高境界。
新时代我国公民的道德责任担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在其实际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公民道德的本质是其自然本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展现，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社会公德建设占据突出位置。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公民活动的私人领域逐步缩小，公共领域日趋扩大，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由之对新时代公民的社会公德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如：公共交往中的尊老爱幼、善待弱者、诚实守信等；在公共场所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爱护公共财物等；人与周边环境互动中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珍爱生命等。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众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爱护环境的社会公德楷模，充分彰显出新时代我国社会公德水平的不断进步。但一系列公共舆论事件的出现，如明星偷逃税案、重庆公交车坠江案等，再次证明强化公民底线道德、规则伦理，特别是提高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理性平和地进行沟通、协调、合作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职业道德是公民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它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和分工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本质要求。新时代的职业道德建设要大力弘扬两种精神：一是劳模精神。即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尊敬劳模、诚实劳动、勤勉工作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二是工匠精神。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各行各业倡导追求完美、极致、卓越的创造精神；严谨、专业、求精的品质精神；耐心、专注、坚持的服务精神。
家庭美德作为处理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在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构成了我国家庭美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伴随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城乡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不断变迁中，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日趋重要。必须大力弘扬知书达理、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的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形成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的家教氛围；倡导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良好家风。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品德的提升上，个人品德具有主体性、稳定性、实践性等突出特征，它涉及个人的道德信念、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修养等复杂内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个人品德建设的重心是牢固树立奋斗幸福观，坚信奋斗是幸福的源泉，幸福是奋斗的结果，一个人在其或长或短的人生经历中，只有敢于和善于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克服各种阻力和困难，坚持脚踏实地、勇于拼搏，才能获得最终的人生幸福。
新时代公民道德生成机制的持续创新
要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时代新人，必须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深入持久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首先，要在小学、中学、大学等国民教育中强化公民道德教育，特别是在《小学德育大纲》《中学德育大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内容，从而为我国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其次，要在各类成人教育，特别是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干部教育中，注入更多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因为我国自古就有“以吏为师”的浓厚政治伦理传统，而今天领导干部的公民道德水平对普通公民的道德建设发挥着定向、推动、示范和凝聚作用，只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才能带来全体公民道德水平的普遍提升。
优良的学校道德教育固然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公民道德水平，但要想使公民道德教育真正取得实效，还必须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强化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其道德认知水平。如通过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国庆阅兵式等活动，提高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举办成人仪式，使青年学生确立权责一致的公民身份理念；通过设立重大灾难哀悼日，培养公民休戚与共的生命神圣感；通过组织公民参加改善环境、支持慈善的活动，强化公民的志愿服务意识；通过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和公共事务听证会，增强公民表达诉求、协调沟通、评估判断、民主协商、参与决策的能力。
伴随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舆论的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要广泛借助网络世界的优势，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创新，进而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并通过快速、及时、高效的舆论引导和安全监督，有效避免虚假、诈骗、恐怖、色情、暴力等各种不良信息的传播，为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个风清气正、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
公民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除了上述途径外，还必须通过法治制度建设作为有效保障，因为法律既能对公民的道德权利发挥保护作用，也能对公民的严重不道德行为起到巨大的约束作用。只有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法治化、制度化，逐步建立起奖惩制度、监督制度和管理制度有机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才能通过他律手段实现道德自律的目的，真正培养起具有内向性、稳定性、必然性的公民道德品质。
《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14日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