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怡（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着很多无法回避而又似乎无法解答的问题，其中关键的一个就是：哪里才是我们幸福的家园？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哪里才是我们可以依赖的那个故乡？

　　卡尔维诺 资料图片

　　最近，在中国作家莫言和法国作家勒克莱西奥之间展开的一次关于文学的深入对话当中，勒克莱西奥提到了莫言始终将自己的故乡高密作为背景进行创作。尽管勒克莱西奥对高密不甚了解，但他完全能够体会莫言对于故乡高密的那种深沉的情感。与此同时，在勒克莱西奥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并非他出生的尼斯，而是他在漫长而丰富的人生之旅中足迹所达到的地方：非洲，美洲，中国……甚至是那些未经命名的城市或者乡村。

　　作家但丁 资料图片

　　在当代的文学创作当中，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传统文学那样四平八稳、逻辑分明，也不再被强行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各自的层面上和彼此的关系中扮演着独立的角色。故事时间不必连贯或者按照一定的顺序发展，人物角色千变万化，事件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因而让人捉摸不定。在如此的情况下，事件发生的地点与背景，自然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时而真实触手可及，时而又虚实莫辨。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来源于作家对真实生活的思考，也体现出他的心灵所向。最初的逃离与最终的回归，显得同样无法避免，因为故乡代表着一个避难所，一种可能的救赎，是能够发掘出我们可以依赖的价值的根。

　　《神曲》之《地狱》 资料图片

　　一

　　192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齐娅·黛莱达（1871-1926）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被誉为“撒丁岛之声”。女作家19岁就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东方的星辰》（1890）。后来，她随丈夫到罗马生活，但故乡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贫瘠而又旖旎的风光，始终从女作家的记忆中涓涓流出，犹如一幅幅瑰丽的画卷，成为作品真正的灵魂。其代表作《风中的芦苇》（1913）通过描述三代人的生活，反映了封建庄园制和封建大家庭的解体，以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和科技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贫穷、迷信、宿命论、家庭荣誉等等传统问题仍然占有很大的分量。善与恶的冲突，对于人类无法摆脱的矛盾的探索，以及对于救赎的渴望，都是黛莱达作品的核心。选取“芦苇”作为代表性的意象，正是因为芦苇的生存状况和人类的生命非常相似：人类命运如同风中脆弱的芦苇，我们头顶上存在着无法战胜的力量，任何改变命运的努力，最终都会显得徒劳无功。然而，与这种宿命论相对的，是撒丁岛独一无二的风光、质朴的人民和那种阿卡迪亚式的生活。记忆中那些山川、牧场羊群和牧民，使作品中流动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能量，在读者心里唤起无限遐想，以及对于自然和真实的渴望。同时，无论是与自然的抗争还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抗，最终结果都只是无奈，这也成为那个时代撒丁岛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真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与女作家记忆中魂牵梦萦的故乡风光彼此交融，构成了黛莱达式的故乡。

　　《风中的芦苇》资料图片

　　对于故乡的情感与回归，同样是意大利作家切萨莱·帕维塞（1908-1950）的主题，但引发了作家另一番思考。作家在小说《月亮与篝火》（1950）中写道：“有一个故乡，就意味着你并非孤单一人。”帕维塞最重要的几部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你的家乡》《山间小屋》《美丽的夏天》（包括《美丽的夏天》《山上的魔鬼》和《三个孤独的女人》三部小说），以及《月亮与篝火》。在帕维塞的作品当中，位于都灵东南60公里左右被称作朗格的丘陵地区，是各种故事发生的场所，更为作家提供了人文思考的土壤。农村生活反映出自然界所具有的原始、神秘而又无法抗拒的力量，与城市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这种对比又与人物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结合在一起，勾勒出一条从探索到发现、失望与挫败的人生轨迹。城市生活代表着文明、成功，以及个人形象的塑造，但又要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者融入城市生态，那就意味着戴上面具，进而失去本我；或者坚守自我，从而过着孤寂的生活，回归故乡的渴望也会油然而生。然而，故乡也并非一成不变，物是人非的感触在所难免。各种层面上的生存危机，在帕维塞的作品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也是他个人生平的写照和对最终悲惨结局的预示。

　　八山 资料图片

　　在帕维塞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月亮与篝火》中，主人公安奎拉是一个在朗格地区长大的弃婴，被一家农户抚养成人，然后到美洲讨生活。20年后，这位游子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然而，当他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却又无法避免地发现，当年收养他的人家已经无从找寻，跟随乐队走村串乡吹单簧管的少年伙伴努托变成了中年木匠，另一个伙伴桑塔参加了抵抗运动，但是被作为间谍烧死，佃农瓦里诺变成了惨无人道的弑亲之人，而在其残疾的儿子钦托身上，安奎拉找到了自己儿时的影子；从牛奶场姑娘们的身上，他仿佛又看到了养父母家的三个女儿。作家恰恰是通过今昔的对比，通过儿时伙伴身上发生的变化，反映了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困难，和战时人性本身的扭曲与凶残。与此同时，相对于人类历史的莫测多变，乡村生活仍旧遵循着自然界四季的轮回变迁，大地也永远表现出一种永恒不变的能量。一代代人的命运，仿佛也存在着某种循环往复的规律。对于安奎拉来说，童年在那里的乡村中感受到的大地、天空、阳光和树林，听到的乡音，品尝的饭食，都是游子心中的慰藉，渗透着作家对故土的神往，同时也勾起他无法忍受的乡愁，因此回归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回到故乡之后，见到的仍旧是孤寂与死亡。

　　类似的故事也出现在帕维塞的诗歌作品《南方的海》中，作品讲述的是他一位表兄的故事。大战之前，20岁左右的他离开家乡去世界上闯荡，又在20年之后返回故土。这首诗歌中同样表现出对童年美好时光以及乡村恬静生活的怀念，同时也包含了帕维塞作品中几乎所有关键性的主题：回归、童年、城市与乡村的对比、朗格地区的风光等等。诗歌开篇处表兄弟二人登上山丘，暗示着重生与升华。在他们的谈话当中，不仅包含表兄离开故乡后的境遇和家人的反应，也包括诗人本身离开乡村到城市居住，那里代表着背叛和虚假，与乡村的真实与亲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诗歌的最后，回到故乡的表兄表现出与小说中安奎拉同样的失望。表兄接受了这种决定着个人生活的古老法则，也就是命运这种超越一切力量的统治，留给人类的唯一可能是短暂的逃避。

　　对于故乡的无限眷恋，始终贯穿在帕维塞的作品当中。他所创作的叙事式诗歌，节奏舒缓，富于感染力，而且具有史诗的风格。诗如小说，小说如诗。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间或方言的使用，都如泣如诉，又同样浸透着深情与无奈。这就是作家帕维塞对于心中故乡的情感。故乡既有现实作为依托，又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文学的再创造。那种情景交融的手法，使自然风光中浸透着浓重的人文气息，又为人类社会的生存提供了一个具有独立灵魂和神秘莫测的自然空间。

　　二

　　当人类社会走入工业时代，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人们希望在那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并过上安逸而富足的生活。然而，表面上的繁荣以及对于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不安、孤独、陌生甚至恐惧的心态，以及普遍性的异化。正像20世纪意大利著名文学家卡尔维诺（1923-1985）所说的：“我们住的房子越是明亮和豪华，房子的墙上就越有鬼影，因为进步和理性的梦中往往掺杂着鬼影。”

　　在这种背景之下，卡尔维诺于1963年创作了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小说的主人公马可瓦多是一名普通工人，过着简朴甚至拮据的生活。虽然居住在一座拥有各种大型生产企业的都市（也就是作家自己的城市都灵），马可瓦多却有一双“不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城市里光怪陆离的景象并不能吸引他的注意，但“一根树枝上变黄的叶子，飘落到屋瓦上的一片羽毛”，都逃不过他的双眼。然而，如此一个不谙世事的人，最终只能为城市生活所欺骗。他在路边的树根下发现了蘑菇，就采集起来给家人改善生活，结果中毒住进了医院。他在城乡接合部河流的转弯处找到一汪清水，于是动手捞鱼，但后来被警卫告知这段河水的上游就有一个油漆厂，所以这里的小鱼已经被污染，并不能够食用。孩子们也受到他的传染，把高速公路边的巨型广告牌错认为书本里见过的树木（因为在城市里生活的他们没有见过真正的树林），于是砍了带回家生火……终于，孩子们在这种不健康的城市生活中患上了疾病，马可瓦多不得不带着他们到城外去，享受山风的吹拂，呼吸清新的空气，在草地上奔跑。然而，最终他们还是要带着对乡间生活的惋惜和依恋回到城市。

　　众所周知，卡尔维诺是意大利当代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他的虚构作品有的直接采用童话的形式，有的虽似真实可信的故事，其中却渗透着奇幻的色彩，卡尔维诺也被誉为“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当中”的作家。卡尔维诺的父母都是农学家和园艺学专家，他从小在农艺站长大，对自然充满了热爱。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笔下的人物同样不被大都市斑斓的霓虹灯和各种现代化所吸引，反而作为一个热爱和渴望自然的人，观察和剖析城市生活，进而揭露工业化社会的各种弊端。从主人公对一花一叶，一虫一木的眷恋，反映出人类逃离城市、回归自然的渴望，因为那里才是心灵的真正家园。

　　三

　　假如说在卡尔维诺的作品当中，回归自然仍旧是居住在城里人近乎奢侈而难以满足的愿望，那么在《八山》这部作品当中，人类已经具有了更加明确的融入自然的意识，也找到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小说的作者是最近活跃在意大利文坛的作家保罗·科涅蒂。这位始终以大山为依傍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对大山有着深厚情感，而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成名作《八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科涅蒂的父母因山结缘，但生活习惯和理念上的差异又拉开了他们彼此的距离。书中主人公彼德罗是一个孤独的男孩。随着父母关系的疏远，这个家庭唯一分享的就是对大山的热爱。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科涅蒂，自小就有机会熟悉山区的生活，并跟随热衷于攀登冰川的父亲练习登山的本领。此外，在意大利北部奥斯塔山谷里度假时，皮德罗还遇到了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当地男孩——青年牧民布鲁诺。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夏天，探索山脉的草地和山峰，从而产生了一段真挚而又持久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布鲁诺留在山区经营农场，而彼德罗的人生却通向了意大利以外的大山。

　　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保罗逐渐对大山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不只是阿尔卑斯，也包括后来他不断征服的喜马拉雅。父亲去世之后，科涅蒂得知父亲为他购置了一小块土地，便与儿时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建造了一栋小屋。从此，那里仿佛成为他的家，同时也是他与朋友汇聚的场所。他们将它称作“奇岩小屋”。大山也成为他心中的家园，以及他了解世界的方式。随后，他经历了朋友的牧场倒闭、朋友与女友的分手、朋友从“奇岩小屋”失踪并死亡的一系列厄运。

　　读者或许会将这部作品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绘的小屋和隐居生活相比，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保罗·科涅蒂并没有将自己的生活局限在阿尔卑斯山区的那间小屋里面，而是从事着纪录片导演的工作，与现实社会有着广泛持久的接触。只不过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人，他始终需要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与大山对话。在喜马拉雅山期间，科涅蒂拍摄一些与当地人生活相关的纪录片。与此同时，攀登雪山是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他了解该地生活、与同行者沟通并进一步了解人生的方式。当然，更多的是他对于山中生活的思考，是一个男人与大山之间的直接对话。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以山居生活为背景的传统式小说，但作者以山景、父子亲情、友谊与成年为主题娓娓道来，表现了自己对自然界的深刻洞察，以及由此产生的热爱与眷恋。与前面分析的几部作品相比，这部小说不再表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抗争与无奈，而是表现人类对大自然的融入与回归。大山就是他心中的故乡，也只有那里才可以为他提供救赎和慰藉。这种情感同样体现了当代人回归自然诉求的真实写照，因为自然才是人类真正的家园。

　　四

　　与以上提到的这些类型的“故乡”相比，在意大利语之父和文艺复兴先驱之一的但丁心中，故乡则完全不同。在他最伟大的俗语诗歌作品《神曲》中，但丁继承前世幻游文学的传统，描绘了一次穿越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旅行。其中最为引人入胜的当属《地狱》篇。在那里，虽然但丁想象出各种残忍的方法来惩罚生前犯下各种罪行的人，但叙述中充满了各种真实生动的人类情感，而且充分体现了但丁作为诗人的巨大想象力。当但丁离开地狱，走上穿越炼狱和天堂的救赎之路后，就较少流露人类的情感波澜和对尘世的眷恋，因为天国生活要求和谐与安静。

　　在一片幽暗森林中迷途的但丁，受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引领，首先穿越了大体上分为九层和一个前庭的地狱。那里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每个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通过各自的故事与人世相连。

　　在这部诗歌作品中，但丁广泛使用了象征和梦幻式的手法：出现在诗歌开篇之处的“幽暗森林”，象征着当时腐败糜烂的基督教世界；他所遇到的三只猛兽，豹象征肉欲、狮子象征骄傲，母狼象征贪婪。由于三只野兽的阻挡，诗人不能直接登上那座象征现世的幸福的“令人喜悦的山”，而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经历地狱、炼狱和天堂，方能得到重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同时，对于其他文学作品和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的引用，也使这部诗歌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各种人类、动物、神鬼彼此交织，真实与虚构的时代在地狱的各层中彼此交织，展开了各种最为不可思议的故事。从古代没有受过基督教洗礼的异教徒、古罗马的皇帝和伟大的诗人、古希腊的哲人和显赫贵族，从历代著名君主和名人到文学作品以及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再到生活在但丁同时代的莫斯卡·兰贝蒂，甚至仍然在世就被但丁投入地狱第八层的教宗博尼法丘八世，因为他是造成但丁的长期流亡和客死异乡的罪魁祸首，还有英国亨利二世时期的游吟诗人贝尔特兰等。

　　但丁在《神曲·天堂》篇中展现了非凡的宇宙观，即使是在《地狱》篇，他也凭借广博的人文底蕴和深邃的思考，令叙事远远超出了个人与一个民族内心的戚戚，乘着想象的翅膀肆意驰骋。作为文学家和诗人，但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作为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他又有超出常人甚至是一般文学家的见识与胸怀。在这部诗歌作品当中，但丁将个人的悲惨遭遇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多舛命运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个人的迷途、反思与悔过直至重生的经历，对前世和现世各种“罪过”动情而又生动的展现与再创作，使读者能够以此为鉴，驱恶向善，达到社会的净化和政治的清明，从而在政治和伦理道德等层面引领大家走上复兴与救赎之路。但丁所展现的故乡，并非仅限于他的佛罗伦萨或者意大利半岛，也并非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基督教世界，而是一个现实主义与浪漫情怀相结合的世界。

　　所谓故乡，是我们心中那块最期待与向往的土地。它不必与某个真实的地方相对应，却又真实地存在，是现实的投射，是我们心灵的归属。这种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交织，为作家的再创作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也是只有文学才能够做到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乡，是作家心灵之所依，心灵之所归。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