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 时代精神

——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与《中国人的智慧》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倩（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智慧，是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多年来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但究竟何为中国文化精神，其特质如何？何为中国人的智慧，表现为何？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智慧之间是何关系？则是貌似清楚实则问题甚多的论域。武汉大学国学院郭齐勇教授所著的“姊妹篇”著作《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中国人的智慧》，对这些问题有颇富洞见的阐释。

大克鼎，它记载了我国西周时期的土地与行政制度。

　　一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转型艰难曲折、充满艰辛，但最终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迈向了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其根本的动力所在，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支撑。

　　文化自信，是两书的首要特点。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首篇即分析何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如何把握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郭齐勇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消化力、融摄力，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五千年的文明又让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分量。无论是从器物层——四大发明、丝绸瓷器、水稻栽培、冶铁穿井，社会文明层——士绅阶层、社会自治，制度层——行政、司法、土地、赋税、文官选举制度，还是价值文明层——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以及宋明理学家的“民胞物与”等理念，都对世界贡献良多。

　　针对学界一度出现的文化自卑现象，郭齐勇在《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指出：“我们认为，中国的智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泱泱大国堂堂正正的大智慧”，“我们强调的是对经典下过功夫，再反哺出来的真正的中国智慧”，“我们重视对思想个案（专人专书）的深入探讨，因为从中可以体会先圣先贤的问题意识、提问与思考方式、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理论与实际难题的应对之方”。既有针砭现实之力，又有彰显文化价值之功。

　　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郭著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智慧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传统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要与之相适应，要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而这需要我们在理解、运用中国先人智慧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传统智慧的内容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以保持、增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云梦睡虎地秦简（局部），它记载了我国秦朝时期的法律与行政文书等制度。

　　二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学的特点等问题，在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就已经开始讨论，先贤与后辈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郭著重视学术探讨，广泛引介权威研究成果。牟宗三关于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的论述，徐复观关于“礼乐精神”的讨论，马一浮对“六艺”的动态描述，以及李明辉、刘述先等人对于“性善论”的解读，都成为他综论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智慧的重要材料。

　　在吸收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旁征博引又娓娓道来，以我国历史上主要学术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为纲，为读者梳理出一条领略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教禅学和宋明理学精髓，理解中国文化基因的“捷径”。在写作方式上，他把专深的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降低了品读中国哲学的难度。

　　在“礼乐的智慧”一文中，作者引证前贤之论，发掘对礼制秩序对弱者的尊重。他将“礼不下庶人”解释为“不为庶人制礼”，并指出“庶人是参照士礼而行的，婚丧嫁娶、祭葬等标准可以降低，主要是考虑到庶人家庭的节文仪物方面应该量力而行”，“礼里面包含有对贫贱者、负贩者的尊重”。与“对庶人可以无礼”，“庶人没有礼可以遵行”的流行之论相较，作者的解释不仅更加符合实际，而且可以引导人们追问“礼”的精神旨归，进而对于“礼乐文明”这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有更加清晰的理解。由此，可见一位学者的仁心。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郭齐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人的智慧》郭齐勇 著 中华书局

　　三

　　重视彰显中国智慧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是两书的鲜明特征，也是作者讲述中国智慧问题意识和解读中国文化精神的思维路径。

　　郭著从中国各家哲学中抽绎出共同思想，以此为基础，总结出中国智慧的六个特质：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信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这六点是从中国文化的生命意识和道德实践的角度进行的总结。

　　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使得中国文化不同于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为游戏的西方哲学，“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的、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丰富、壮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这种以“人文”为中心的文化思考所形成的生命力，支撑着中国文化不断自我更新，走向现代，成为不断应对新的社会问题的理论资源。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时候，作者提出“守先待后，创造转化”，重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儒学的公私观与正义问题、儒学的现代意义、儒学的生态伦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多个问题上推动古为今用，正是其人文意识、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最后，重视时代精神的熔铸，是两书的又一重要特点。

　　如何从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入手，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而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艰巨课题。既要正视传统，更要立足当下，是多年来文化研究中百家争鸣态势下的价值共识和文化自觉。作者从方法揭示到个案分析，都体现了这一自觉。在《中国人的智慧》中，作者分别讨论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中庸》、孟子、礼乐、佛禅的智慧，还专门分析了这些传统智慧的当代价值，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细致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中，作者概述中国文化精神时，鲜明地表达了关于儒学复兴的基本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体上有一个基本的精神，主要是儒家的做人的精神，滋润着社会人生。底线伦理当中恰恰有一些养育中国人根本性的东西。”“我们不要只言片语、支离破碎地复兴，但也肯定不是要全盘整体回归过去，想要恢复一个原生态或者原教旨的东西，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曾经养育过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良性精神价值资源，尊重其传统，并努力对它作创造性的扬弃和转化。”这种思考，对于建设体现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中国人的智慧》两部书，凝结了郭齐勇教授多年来的学术思考。相信这两部书的出版，将会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产生积极作用。

　　《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