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舸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国发展历史上，2020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也让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复杂而艰巨的挑战。

　　我们看到，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社会发展前景长期向好，我们也看到，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发展动能、保障就业民生、缩小区域差距等诸多问题的，将延续到下一年。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个参数，人口变动趋势也在2020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令人沮丧的低生育率、笼罩着悲观色彩的老龄化、争议不断的延迟退休、热闹的城市“抢人大战”、依旧严峻的大学生就业……这些热点话题基本勾勒出了2020年的人口与就业态势。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未来10年将进入中国人口的关键转折期。

　　“显”忧，似乎就在不远处。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增速却在不断下滑，这一数字预计在2027年将趋近于零。人口老龄化仍在不断加深，预计到2025年，差不多5个人里就有1个是65岁及以上老人。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总和生育率经历短暂回升后继续下降，生育水平继续下降或是大概率事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规模双双下降，劳动力供给也将明显减少。

　　但也不是没有支撑乐观情绪的因素。中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规模庞大的、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群体为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让中国经济能够始终保持韧性。而且，人口总抚养比依然较低，仍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屡创新高的高校毕业人数新闻的反面，是劳动力素质的持续提高。预计到2050年，总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也会超过50%，这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重大利好。

　　人口结构的巨变，必将重塑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站在2020年的年尾，我们理应在更大的视域中来认识和看待这场即将或者已经在发生的巨变。鉴于未来十年的人口发展变动，“生育”和“养老”将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两个关键词。

　　缓解年轻人的生育焦虑，提升家庭的生育意愿，呼唤政府构建普惠性托幼体系和均衡教育体系，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人们从不吝啬对延长产假、调整生育保险支出标准等“生育友好型”政策赞美，但客观地说，中国的生育友好制度建设也才刚刚起步，对鼓励生育所能起到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我国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本就复杂多样，再考虑到社会转型的人口结构变化规律以及受制于我国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有限的选择性，不得不说，生育率回升之路任重而道远。

　　相比“生育”影响的长远性，“养老”问题则更加迫在眉睫。受历史上“婴儿潮”的影响，我国老龄化进程将进入加速周期，8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正逐渐进入老年期。养老金收支平衡产生压力递增、医疗保险支出和医疗资源分配紧张加剧、老年照料和护理需求喷涌，在不远的未来，这些烦恼一个都不会少。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人口老龄化还将带来社会生产能力下降，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影响知识创新能力，减弱社会活力，如何处理这些负面但无可回避的影响，考验着整个社会经济体制。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在显现，不过也正在促成一些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的正面效应也将辐射至与健康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此外，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的正面作用，新兴技术对人类生活场景的全新重塑等等，也正激发着我们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更多想象。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个体总是被裹挟着前行。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要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只有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积极拥抱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夯实物质经济基础，才能赢得解决问题的主动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