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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书单”年年变 老店营销日日新
从挤碎柜台到开架选书 从预订《辞海》到“你读书 我买单” 王府井书店楼层经理艾康明回顾——
时代“书单”年年变 老店营销日日新
▲艾康明在王府井书店一干就是近40年
▲闭架售书的时代，顾客选购《邓小平文选》
▲1984年后实行开架售书，读者可自行选购书籍
▲北京首家书店里的图书馆，可“私人订制”借阅
艾康明,王府井书店楼层经理。供职了将近40年的他，从1979年入职时的库房管理员到销售员，再到现在，图书行业数十载的熏陶，让年近六旬的艾康明感受到，图书市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带给人们的观念的嬗变。
七十年代末
恢复高考教辅书热销 柜台被挤碎
“当年的老楼一共也就四层，刚开始也就一层和二层用来售书，卖的书籍种类并不多，主要是社科、文艺、科技、期刊、少儿类书籍、画册等几大类，外国文学的书基本上还没有。”说起刚到书店的时候，艾康明记忆犹新。
七十年代末期，全北京还只有这一家大型书店，不仅当地的老北京人来这里买书，外地来出差的、旅游的，都要到王府井书店逛一圈。还有外地的学校、图书馆，都认王府井书店。跟现在的开放式自选销售模式不同，那时的书店都采取闭架销售的模式。“就是前面安一个柜台，后面是堆满了书的书架，售货员就站在柜台后面，读者指着要哪本，售货员就给你拿哪本。”
艾康明刚到书店那两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一切都是新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命运”的感召下，大家争着抢着来买书。作为“共和国第一店”，各种新书、好书都第一时间“特供”到王府井书店，书店内常常门庭若市，顾客络绎不绝。
“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是那个年代王府井大街上的一景。“那时候还刚恢复高考，各种教辅书根本供不应求，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一个队伍排出去好几百米，在王府井大街上曲折蜿蜒着。”
艾康明说，比如当时一出最新的高考教材，来买的人特别多。可书店的大堂太小无法承载那么多顾客，于是就在大楼一层的三个入口处分别设置了一个临时柜台，人们在门外排队，几名售货员站在柜台后面不停地给他们拿书售书。
“人太多，根本来不及，都顾不上打包捆扎，直接找好了塞进顾客自己准备好的袋子里。有一回顾客们买书太着急，人多一涌上来，直接就把玻璃柜台给挤碎了。”回忆起那段“疯狂”的日子，艾康明感慨，“有时到中午书就卖光了，要想再买呀，可就得登记了，等书店到货了再通知顾客。那时候的出版印刷技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印刷的速度都赶不上买书的速度。”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人们文化普及程度还不高，有的店员还认不全字，为了省事，顾客就直接对着书架上的颜色跟店员说‘我要那本蓝色的，那本红色的’。”
当时在柜台前售书的艾康明，每天从早上9点忙活到晚上7点，书店的营业员人手根本满足不了读者的热切需求，他们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站就是一整天。“这腰酸背疼的，忙完了恨不得躺下就睡着。”
八十年代
《辞海》需预订 到手一两年
1984年，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决定尝试与国际接轨，开始实施开架售书。艾康明说，实行开架售书后，撤掉了几十个玻璃柜台，书架也增加了不少，整个书店看起来也敞亮了，书店能接待的读者数量也就更多了。“那会儿平时就挤满了人，更别说是周六日、寒暑假了，来的人多，大堂里根本走都走不动。”
当时艾康明所在的社科组负责30余个书架的管理工作，一看到书架上快空了，他们就得及时补货上书。“那会儿书都是整捆整捆送过来的，外面的包装上还有土，到货了得拆啊，拆完了从库房抱出去上架，总是弄得一身灰头土脸。”
“忙的时候这30余个书架一天得更新10遍。特别是经济类的书，当时出版社出的也多，读者也喜欢看，基本上来了就没。开架了读者能自己挑选，但有的看完了就放那儿了，我们还得负责把书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为了防止书被偷，还得专门找人在高处盯梢。”
什么年代时兴什么书，在书店近40年的艾康明对这些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像高考刚恢复那几年，除了必考科目的教材卖得火热之外，《现代汉语》、《新华字典》等工具书也非常抢手。像《辞海》、《词源》一般得到书店提前交预订金、登记排号，到了一批通知一批，真正能拿到手得等一两年。”历经“文革”十年浩劫，这些经典的好书基本上都被湮没，有藏着的也根本不敢拿出来。
从革命小说到网络文学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书单”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门向世界敞开，外国文化也逐步进入国内，这也使得人们对英语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读者们还排大队买许国璋的英语教辅书，特别火的还有陈琳的英语书，总能被抢购一空。”
80年代初，国内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国家也特别重视科技的发展，好多人开始自学电工手册，工程类的书籍成了畅销品。不过，在众多畅销书中，文化书籍依然独占鳌头。“脍炙人口的‘马恩列斯毛’各种系列丛书、语录，工农兵宣传画等伴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依然风靡全国，卖得十分紧俏。经典革命小说《红岩》，还有八大革命样板戏，包括《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等作品的文学书籍，也是家家必备，连当年的小人书都跟这些主题相关。”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民间文学开始走上人们的书桌，书店也加大了这类书籍的进货量。金庸、古龙等港台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给人们营造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武侠世界，这些经典作品在那时看来还算不上正经文学，难登大雅之堂，不过也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涌入内地。
“早先人们想看外国书，还只能在一些所谓的‘内部书店’凭借身份证购买，普通老百姓想看是根本买不到的。当时在王府井书店附近就有一家特供的内部书店，专卖外国经典文学作品。不过，到了80年代末环境慢慢宽松了，这家书店就把业务挪进了王府井书店，外国作品得以走入寻常百姓家。”艾康明说。
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书籍市场呈井喷之势，各类作品百花齐放，极大地充盈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那个年代，经济、统计学、金融、会计学等书籍成为许多市场经济弄潮儿的案头必备。再后来，计算机的普及让很多人开始自学计算机，这类书籍也上了王府井书店的书架。
再到2000年以后，网络文学、青春小说等门类的出现，书店的书籍种类基本上就越发齐全了。
互联网兴起，网购兴盛，物流发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网上买书，实体店的营收无疑是受到巨大冲击的。另外，电子书的出现，数字阅形式抢占了纸质书的市场，也造成了读者的分流，再加上盗版行为依然搅扰着图书市场，可以说，实体书店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环境。艾康明说，书店里什么书卖得好，可以说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艾康明说，自己将近一辈子守在王府井书店，见证了书店刚开始的艰难起步阶段，八九十年代的兴盛阶段，以及当下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转型虽艰，但王府井书店的创造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
比如今年书店六层就新开设了“王府井图书馆”，这是北京首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在东城第一图书馆的支持下，这家图书馆最大的特色在于“你读书我买单”——读者只需要凭借阅证，在规定范围内自主挑选喜欢的图书，由王府井图书馆买单购入，读者便可借阅。这种“点单式”的创新服务，让阅读变成了一种“私人订制”，将图书馆新书的采购权交给读者，实现了图书发行与借阅服务的无缝对接。图书馆建成不到一个月，读者“点单”的书籍就超过了600册。
对话
尽管唱衰声不断 但实体书店仍需坚守
对话人：王府井书店楼层经理艾康明
北青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们对待阅读这件事情有什么变化？
艾康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异常渴求知识，但是那时候人们的文化普及程度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书籍的可选择性也没有现在这么广泛，基本上就是书店来了什么书大家就看什么书。在逛书店的时候，很多人是盲目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人们比较理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识，需要看哪方面的书，直接就做出选择，不会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但是，人们对于阅读的热情依旧是始终如一的。
北青报：传统的实体书店有什么优势？如何保持？
艾康明：现在社会在变，读者群在变，阅读习惯在变，出版、发行等环节也在变，尽管总有声音在唱衰实体书店，但书店作为一片文化净土还是会继续坚守下去的。
很多人还是会喜欢书店营造的这种氛围，在这里你不光是看书，更是一种享受，一种能把人包围在里面、沉浸在其中的氛围。就像听音乐会一样，去现场听和在电视上听是不一样。这也是书店能给人带来的最直接的体验。
当下书店也在改革，包括建立图书馆就是一种尝试。
北青报：对于图书行业，您自己有哪些期待？
艾康明：现在能真正沉下来做学问的人不多，很多作品都停留在表层，而图书行业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辅助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能让人们学到知识，少走弯路。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作家出现，为读者奉上更多优秀的作品。（文/记者蒋若静 摄影/记者 魏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