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顾潮（顾颉刚先生之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童书业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也是学术界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童书业的生命历程中，我父亲顾颉刚是“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最新修订出版的《童书业传》一书，由童书业的女儿童教英所著，对顾、童二人的交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感人至深。

顾颉刚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他受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以及反封建精神的感召，思想解放，1923年发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揭穿了以神话传说为正史的伪古史系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1926年又将古史讨论文字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激励一代史学家去追寻中国历史的真相。

童书业虽然连中学也未正式上过，但旧学根底亦很深厚，又绝顶聪明，有超常的记忆力，对多部经书都能背诵如流。顾颉刚对古籍古史的考辨，与童书业所具有的传统学养一拍即合。童书业深受《古史辨》“层累观”的影响，自认为是顾的“私淑弟子”。1934年，他将所作《虞书书证》寄给顾颉刚，当年夏间去杭州奔丧，二人多次往来交谈。

《童书业传》 童教英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当时童书业是浙江省图书馆附设的校印所校对员，顾颉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尽管身份悬殊，但顾颉刚欣赏童书业的才学，遂邀请他到北平协助自己工作。1935年夏童书业到北平，顾颉刚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安排在自己家中食宿。因为童书业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不便在燕京大学里正式安排，顾颉刚就按月从自己薪水中支付他几十元工资。当时的数十元足以养家，童书业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在此后两年中，童书业协助顾颉刚编辑《尚书通检》《春秋史讲义》《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等等，并协助撰写许多论文。往往二人在交谈中观点相投，即由童书业搜集材料写出初稿，再由顾颉刚修改成定稿。当时《古史辨》第二至六册陆续编著出版，童书业承担第七册的编著。他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进行古史、古籍之考辨，并将“层累说”建立到“分化说”基础上，考据成果可谓硕果累累，成为“古史辨派”后期的中坚。

正如作者所言：“1935年夏至1937年夏，父亲在北平因生活安定、图书丰富、师友皆为专心治学之人，无任何世俗事务相扰，不谙世事、无力应对人际复杂关系的父亲得以全身心浸沉于学问中，这短短的两年真可谓他学术上的黄金时期。”

以后“七七”事变发生，二人先后被迫南下，童书业在逃难中仍携带着《古史辨》第七册稿件，不离不弃，后来逃到上海安顿下来，与吕思勉先生合作，将此册编定，1941年6月在开明书店出版。当时童书业曾将第七册目录寄给远在成都的顾颉刚，请其为该书作序，顾序虽未写毕，但手稿短短几段话充分反映他出对童书业的敬佩之情：

“我万想不到，在这空前的战事时期，这一册《古史辨》竟以童丕绳先生（书业）奋斗的力量，在上海出版。丕绳有意编这一册，是四年前的事情，当时粗拟了一个目录，曾和我商量过，无何事变突起，同人仓皇奔散。丕绳在锋镝之中挟稿而出，经过无数的困难，几以身殉，方才达到上海。像这样的兵荒马乱，人们的方寸尽乱，哪有心思做学问的工作。而丕绳竟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编印出八十万言的一部大书，这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守死善道’的精神！”（刊《顾颉刚全集·古史论文集》卷一）

顾颉刚晚年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谈到第七册时，认为“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这样高品位的成果孕育诞生于“兵荒马乱”“在锋镝之中挟稿而出”“几以身殉”这般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童书业“守死善道”的精神难道不令人震撼吗？——这就是以治学为生命的寄托，或者说以生命坚守学术的人啊！

童书业画作《枞阳春早》

生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童书业致顾颉刚信

在这篇未完稿的序文里，顾颉刚还称童书业等“一班好学之士，这样的孳孳矻矻，表现出中国的新机，祝颂未来的中国安和康泰，使得学人都有安定的工作，日进千里，补偿这些年来的损失”。

此时他们虽不在一处共事，但彼此的交流从未中断。从顾颉刚笔记、日记以及往来书信里可以看到，童书业经常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与顾颉刚交流，并反思以往“古史辨”的得失；他极度关切顾颉刚的研究工作，还数度来信为顾颉刚多年学术成果的整理提供意见，……他们二人都是以求真求实之心，不计功利地认真严谨治学，故而“学术上不同意见能坦然摆出，心平气和地讨论，这应是治学者的最高境界了”，二人的“师生情义确实已升华到彼此不必顾忌，一切皆可坦然直言的地步”。童书业还时时关注顾颉刚的身体和生活，上世纪50年代顾颉刚两度到青岛休养，与童书业一家情同家人。正如书中所说，顾颉刚一生交游甚广，“与父亲数十年的交往仅为其中极小部分，但可断言是最不具功利的赤诚感情之交融”。

1965年11月，顾颉刚因病入院，在手术之前一日，他担心或有不测，致信童书业说，“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因于开刀前夕寄此函以当面觌”。1967年8月顾颉刚身处“文革”恶境，怕不久于人间，遂在日记中写道，“所惜者，埋头七载之《尚书》工作未作一结束，五十年之笔记未整理”“一旦奄忽，惟有寄希望于童书业”等同志“为我补苴成编耳。书此，以当遗嘱”。顾颉刚接连两次将身后事重托于童书业，却万万料不到童书业于1968年1月突然病逝，竟然走在自己前面，他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1972年童教英将其父《春秋左传考证》寄请顾颉刚审阅，顾复信道：“你父一生研究古史，以他最强的记忆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结合清代的考据学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能自创新格，成此伟著，超轶前人，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我与你父交往卅年，晚岁得读此稿，极愿加以整理，交与中华书局出版。”这番话是顾颉刚对童书业最好的评价，也是他们二人生死之交的见证。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