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是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先生2002年出版的一部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主题的作品，最近由翻译家孟湄译成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纸老虎》的译者说：“原著中罗兰的语言具有魅力——优美，丰厚，诗意，感性。”我从作品中可以感受译者的努力。我认为，作者的语言就像巴黎环城高速路上奔驰的雪铁龙汽车，快慢，疾徐，都和叙述中所必要的速度、时空的交错相协调。正如作者所说，他“相信每个词和每个人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认真对待。”

　　作者曾在1999年发表过一篇关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文章（《原初的风景》，瑟伊出版社，1999年）。其中说：“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喜欢写东西的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众多主题和每个句子之间的关系，它们应该像紧紧地扣在一起的一些扣子，它们是在作品中分叉的密度……”

　　作者说到了“写作和阅读”。如果写作实现了“分叉的密度”的理想化，那么，阅读也必须跟得上“分叉的密度”。这既是对作者的要求，也是对读者的要求。读者是否跟得上作者的要求呢？这就是译者说的“罗兰的语言具有扑面而来的魅力”的内在作用。

　　不管读者是否了解巴黎，是否知道法国的“五月风暴”，他一定会被作者时而行云流水、时而风驰电掣的叙述所裹挟，跟着他指引的小路，深入到叙述者的内心世界，以至“享受思想”，体验“精神的快感”。当然，如果读者对巴黎有一些了解，对“五月风暴”有一些认识，那就更会感到一种“独特的冲击力”。

　　在书中，罗兰采取第二人称，以叙述者的身份，向他最亲密的战友的女儿讲述他们在1968～1973年间的经历。他们始终坐在一辆雪铁龙汽车上，在巴黎的环城高速路上奔驰。叙述以不断出现的地名、企业名、商店名、旅馆名、街道名为连接点，给人以目不暇接的感觉——似乎一切都在飞速地运转。这是一种很高明的也是前所未见的手法。

　　法国的“五月风暴”与中国的“文革”几乎同时发生。两者有许多表面上很相似的地方，如，都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力，以反权威为动力，都以文化为主要战场，都以向工农学习为口号，都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为目的，等等。但是，它们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取向和结果都不同。

　　“五月风暴”是学生自发的反叛运动，然后向社会主要是工厂扩散，并没有形成很大的社会事件，至少农村涉及不多；而“文革”表面上是学生在运动，实际上其范围是全社会的，造成长达十年的全社会的动荡。再如，“五月风暴”基本上是一场文化运动，是触及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价值的深层革命；而“文革”虽然叫做“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却是学生成了供政治人物驱使的马前卒。

　　此外，“五月风暴”的参加者大多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政权、金钱、商品之类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具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文革”参加者，以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为荣，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夺取领导权。“五月风暴”的遗产丰富，如，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私人电台和电视台法等，都是“五月风暴”之后的产物，正如乔治·蓬皮杜所说，“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人们最常评论的一句话是：“耽误了十年”或“一场浩劫”，颇有一点不堪回首的意味。

　　总之，《纸老虎》给了我一次反思的机会。

　　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他在1968～1973年之间的情绪变化，其中有追求、激情、反叛、困惑和觉悟。他的行为和情绪使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激动，这就是所谓的“享受思想”和“精神的快感”。它的目的不是讲故事，而是所谓“反映现实”。虽然故事是小说永远不可或缺的成分，正如昆德拉所说：“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小说的艺术》，第56页）。所谓“存在”，如他所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

　　历史学家不能告诉我们的，小说告诉了我们：这就是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后的成果。

　　“纸老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是，我理解，作者改变了词的意义，由贬义变成了某种程度的褒义，意味着：虽然是纸做的，但仍然是老虎。书中的叙述者说：“我们不是大历史，我们是许多的历史，是我们制造的历史，真实的，想象的，互相交叉的，是一堆历史。”罗兰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一堆普通人的历史，一堆生动的、想象的、有血有肉的、互相交叉的历史。《纸老虎》是一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思考的好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场思想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