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炜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隐藏在人性中的孤独与自省、焦灼与希望，也许正是张娟芬在《杀戮的艰难》一书中，所要告诉给我们的答案。

　　“任何人的死亡，对我都是一个损失。因为我与所有人都休戚与共。所以千万不要去探听丧钟为谁而敲。每一声丧钟都是为你而鸣。”

　　最初在海明威的《战地钟声》里读到这段话，曾带给我相当的震撼。后来才知道它另有出处，是海明威从美国神父约翰·邓恩著名的布道辞中引用的。布道辞中还有一句话小说中没有，那就是“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之所以将约翰·邓恩的布道辞与台湾作家张娟芬的新作《杀戮的艰难》联系起来，是因为这本书给予了我同样的震撼。善与恶，赏与罚，是与非，生与死……这些从来都泾渭分明、毋庸置疑的观念，在张娟芬细若游丝的剖析下，变得不再那么确定。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杀人偿命不应该吗？报应不爽有问题吗？在中国几千年相袭不替的义理伦常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难道不是高尚的侠义之举？否则《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赵氏孤儿》、《双赴梦》这等快意恩仇如何能够传颂千古？宋代理学家胡寅说：“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戴天，君之仇视父。”强调人性本恶的韩非子，则从法律的高度更尖锐地阐述了惩恶扬善的重要性，“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则治道具矣。”他更是直斥“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但是，张娟芬在《杀戮的艰难》中却从另外一个更精微的角度，提出了触及灵魂的拷问，让我们突然间陷入一种人性的两难境地：“坏人杀了一个人，结果诱使我们也不把坏人当成人，也杀了他。一桩杀戮繁殖出另一桩杀戮。为了杀一个罪犯，我们借用了罪犯的心态，使自己成为罪犯。这不只是正义的流产；这简直是，一尸两命啊。”

　　对于死刑的废与存，长期深度关注死刑议题的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张娟芬似乎无意陷入这种“非黑即白”的争论当中，她只想满怀诚意的从一个个死刑犯灰暗的背影中，探寻“好人与坏人之间，那一点点的差别”。她总是心有不甘的打碎自己的固有心念，又不断升华与复原。她非常肯定自己在书中想要表达的意旨：“我的观点不是生命的可贵，我的观点是杀戮的艰难。”

　　张娟芬在这部著作中讲述的与其是“生死存废”的宽恕之道，不如说是在层层剥开隐藏在人性中的两难命题。它不像是一本关于“废死观点”的交锋之作，它更像是一本关于“人性隐扬”的哲学禅语。因为她在书中反复提到，“倘若我们集体决定放弃了死刑，我将说那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尤其是当我又想起古怪照片簿里大卸八块的女子，肚破肠流的女子，头被打扁的亚裔女子。但是，那也是一个高尚的决定。”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目前约有70%的国家废除了死刑，其中西方国家占了绝大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人比较了东西方观念的差异认为，西方对待生命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而东方则以整体价值作为考量，在整体利益面前，个体的生死荣辱常可忽略不计。实际上这种比较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管存在于何种文化观念中，生命对于人来说都只有一次。老子曾感叹生命易逝的险恶：“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它的宝贵与脆弱、瑰丽与无常，怎不让我们对它褒有一颗崇高的敬畏之心？

　　《杀戮的艰难》越过台湾岛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废死之争，抛开意识形态的浊乱与纷绕，满怀着对生命的悲悯与敬畏，将目光的投射于人性的微暗之所。通过张芬娟对“哪一种杀人方式是人道的？”追问，我们进入到汤英伸、王文孝、陈金火、邓武功、吴志光等诸多死刑犯的灵魂深处，感受着他们生命最后一刻或痛悔或冥顽的灰暗身影，真实感叹“没有一种杀戮是容易的”。在书的结尾，张娟芬还提到了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又是出人意料的全新答案。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隐藏在人性中的孤独与自省、焦灼与希望，也许正是张娟芬在《杀戮的艰难》一书中，所要告诉给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