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因其未经时间的沉淀，往往难下判断；又因其复杂和敏感，一般人不敢触碰，或堕入平庸之论。

　　史学家及研究者高华对中国近代史尤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延安整风运动等问题的研究，为史学界提供了多元视角。《革命年代》是高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收入了他从1988年~2008年间的广泛论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坏一切秩序，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他所做的只是对那个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与追索。

　　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意味着“以进步光明的新政权取代落后腐朽的旧政权”。随着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革命被主流价值体系塑造为壮怀激烈的诗性往事，并以其除旧布新的逻辑一路高歌，终于高居正义、真理和尊严之上。汉娜·阿伦特说：革命与这样一个现代观念息息相关—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在这种逻辑里，革命意味着新生和纯粹。它不证自明地获得了清扫异己的合法性，以及向暴力转换的无障碍通道。如何对革命话语进行追索，需要坚实的史料，更需要史学家的技艺、勇气和胆识。

　　高华对红色政治的研究历来独辟蹊径，他对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与修辞动机有着犀利的观察。这使他的书写成为一个“去蔽”和“祛魅”的过程。在第三辑“革命词语”和第四辑“时代湍流”中，他追溯的并不是历史现场与历史景观，而是历史被建构的过程。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左翼文化”；如何撇开现成的结论，从诸多史料中还原关于革命的叙述、探讨革命词语的高地是如何形成的。

　　那些在革命年代起落沉浮的人物，如朱瑞、沙飞、陈琮英、丁玲等人，在他的铺展中缓缓绽露出带着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态。高华往往能从单一个体的命运引申出一代人的命运，并条分缕析地指出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义。如，在《能不说丁玲？》中，他分析了丁玲的创作、革命道路和厄运。他认为，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那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等。其命运的巨大变化正是“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的显性表现。他打开了个体生命的细枝末节，历史的真相和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悄然显露。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高华非常注重历史学家的技艺。他在第五辑《观察与史料》中提出“史料辨析”等若干问题。面对“重古轻今”的历史研究偏向，他指出，古代和当代都是相对的时间概念。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无非是研究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在上下探究有所得之后的表达。比起那些预设政治立场的革命叙事，他更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多重面相”和“偶然性”。并主张中立、客观化的“灰色的历史观”和“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态度无疑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革命史。

　　“革命年代”是高华的研究对象，也是那一代人共同遭逢的时代。当大多数人都只在通过当下体验生活时，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从这个意义而言，高华提供的是一种深刻的认知。同时，他无功利的回望姿态也凸显出了当下日益稀缺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曹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