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系列”，字里行间总涌动着难以阻遏的炽热激情，在姿情任性中腾舞起力的漩涡。这些小说中的一切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异常的性质——这里的土地是燃烧着愤火的狂暴的海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搏战，呈现着惊心动魄的残酷和原始性的野蛮，在这里生存的人们，大都是一种自由放纵无可禁束的原朴生命形态，甚至连这里的自然景物，也都散溢着雄健浑莽的粗犷气息……当阅读并体味着莫言“红高粱系列”提供的这些艺术景观时，每一个读者都会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由这种野蛮粗粝的美，所传达出的狂傲刚勇的生命元气和强力。正是这种充盈的生命元气和强力，构成了莫言“红高粱”小说生命意识的个性表现形态，引领我们以整个身心去欣然呼应这个世界中灿烂喧闹着的一切生命律动。

莫言“红高粱”小说所着力表现和强化的生命意识，侧重于对性与爱这一生命的自然性的发掘。莫言激情洋溢地渲染描绘着由那种毫无遮掩的生命欲望和原始初质本能冲动所释放出的生命能量、生命元气和生命强力，绘制出一幅幅故土高密东北乡人事景物的生命图画，弹奏着北方农民蓬勃生命力的热情礼赞，以此来鄙弃一切传统文化的文明的伪饰，呼唤和警策着在传统理性禁束下与现代生存困扰中逐渐衰弱的国民的感性生命力。

莫言从红高粱家族中那些情感热烈狂放、气性强悍坦荡的爷爷奶奶们身上，发现了未受虚伪文明同化的原朴鲜活的生命激情。“我”的爷爷被生命对自由的渴想驱动得不能安生也不肯安生。面对各种压制和束缚他奋起反抗，凡事每每斗勇争强。在爱欲冲动的支配下，他近于狂暴地抢占了奶奶的肉体与灵魂，并进而杀死了奶奶婆家的父子和胆敢侮辱奶奶的土匪花脖子。这种直率而粗鲁的领会生命的方式，固然体现了一种最朴素的人的尊严，但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类情爱本能冲动的勃勃活力和一种痛快淋漓自由放浪的人生态度。

奶奶们的形象，无疑是更为迷人的。她们仿佛是草泽山林的精灵，真率而放浪，柔媚而刚强，焕发着勃郁强旺的野性之美。《秋水》写奶奶一任情感的召唤，不惜以烧掉娘家庄园的极端行为，表现对爷爷誓死相随的炽爱。《红高粱》中的奶奶，无论是“渴望着躺在一个伟岸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痴迷地呼吸着这男人的气味”，还是那许多在“我”看来浪漫美丽无比的“花花事儿”，显然都源自一种强烈的对性爱渴求的生命激情。出自同一原因，“我”的二奶奶才为爱情负屈忍辱而义无反顾……这种对性爱大胆热烈的追求，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起爷爷奶奶们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不断提升自我人性的一种原动力。而当这种追求的实践融入了当时当地的文化、生活形态，而成为一种社会化行为时，爷爷奶奶们生命自然性的实践行为(对性与爱的追求)，便获得了一种人性的价值和民族性格的意义，闪烁出生机勃旺、自由不屈的民族灵魂之光和崇高神圣的人性之光，张扬着辉煌灿烂的力之美。

当莫言把爷爷奶奶的爱情行为，抽象概括为一种人生经验和历史精神时，显然寄寓着自己对现实中人们日渐虚弱的生命意识的理性反省。莫言正是从对爷爷奶奶形象的激情创造中，体验到从社会的扭曲中回复原生状态，回复人性如初的原来的自己生命的大喜悦大幸福，从而实现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灵魂对自体生命内在苦闷的积极超越。这里才是真正的别无选择。莫言非此无以发抒他只能是现在的他的人生大悲哀(这种悲哀实际上也是被广泛的人生所共同感受的)，无以宣泄他被传统伦理和现代文明压抑的活泼热辣的生命激情。

“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世界，是一个活跃、丰富的感性世界，其中跳荡着经由声、光、色、形全面呼应表现的感性生命形象。其间涂抹出来的高密乡土的景物风情——那一望无际的翻腾着绿涛红浪的高粱，那闪烁其间的灿烂阳光，是宇宙大灵的幻化，是民族生机的征兆，充满着狂放、怒肆、热烈、奔放的自由生命的色调和气势。它显然是被情绪化、魔幻化、人格化了的诗性形象，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在个性与气质上，它已成为人物精神的外延，甚至成为人物灵魂和血肉躯体的一部分，呈现出厚重充实的生命质感，并指向象征中的精神价值——象征英雄主义，象征决绝复仇，象征坚韧不屈，象征我们中华民族雄强勇武的精神气质。

(李掖平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