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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文化或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复兴

时间:2011-11-09 来源: 作者:sizheng 摄影: 编辑: 上传: 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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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

  人民网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陈叶军) 今天上午,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北京论坛第八届年会——北 京论坛(2011)今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传统与现代、变革与转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先生,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 书记赵凤桐等国内外嘉宾出席了论坛开幕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委派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为本届论坛的召开发来书面祝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教授罗伯特·贝拉,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杰·梅尔森,牛津大学前校长、大英图书馆前主席克林·卢卡斯,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等四位国内外知名人士和学者做了主旨报告。来自世界各国的3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其中海外学者200多位。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主旨演讲中,以马林诺夫斯基的器物、组织、价值文化三因子为分析框架,论证以“仁”为核心伦理价值的中国文化,有可能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复兴。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不同文明体系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21世纪多级增长的世界里,同样有可能在保持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伦理价值下,和先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及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日本、韩国等一样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21世纪有可能是各个文明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先进文化的标准

  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着文化的复兴?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文化是否可承载中国的现代化?林毅夫表示,在多极增长的世界格局里,二十一世纪将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一起发展,共同繁荣,相互辉映的世纪。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复兴。在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时,林毅夫使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和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恰的实体。文化复兴的概念应该与“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及“绵延不断的文化”相对应。谈文化的复兴表示我们的文化过去曾经是先进的文化,而现在变为落后的文化。那么,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另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也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的问题,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何言复兴?

第一,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决定的标准在于经济基础。当两个文化相冲突时,其差异性会在前面提到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1840年鸦片战争时,从器物层次看,中国的生产活动以农耕为主,西方已进入到工业化生产,中国的战争武器是弓箭、长矛,西方则是铁甲船、大炮。组织层次上,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西方则是民主共和或是君主立宪。价值层次看,中国是以儒家倫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当文化的三个层次都存在差异时,何谓先进?何谓落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担风险,保障生存,后者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伦理价值“仁”和基督教的“爱”,都有“爱人”之义,前者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而有亲疏远近之分,后者以神为纽带,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别,也难分高下。其实,把人类文化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主要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也就是器物这个层次,如生产工具、战争工具等等。当我国还在用耕牛时,西方国家已用拖拉机,生产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纪时,我国使用大刀、长矛,而西方使用洋枪、大炮,因此英法联军能以两万余人,长驱直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所以,文化的先进、落后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

第二,文化的绵延不断则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文化的绵延不断,是与文化的消亡相对应的。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都是闻名的文明古国,但是今天这些名词对应的仅为政治和经济实体,它曾代表的古文化已经消失了,但是,消失的是什么?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指的又是什么?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中国有著名的四大发明,火药、罗盘、指南针、印刷术,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同意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因此,在过去5000年中,中国的器物和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的。从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韦伯1997) ,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从政治组织来看,周朝是封建社会,秦朝废除封建,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汉朝以后一直延续这种方式。既然经济基础、经济与政治组织方式均在变化,那么何者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綿延不斷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價值体系。孔子称“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本性。冯友兰认为“《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死伤甚多,虽然,与死者、伤者素不相认,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同理,西方社会,经济上从原来的封建地主制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从君权神授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让西方作为文化实体继续存在的则是8、9世纪脱胎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以来,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然此非关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因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安排,未能强调数学、可控制实验等内容,阻碍了科学革命自主产生于中国的可能,因此,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只要改变教育的内容,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并不亚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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