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两项震惊世界的消息：一是“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二是“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苏联国旗悄然落下，苏联自此成为“过去时”。



　　转眼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即将走过20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此时节，思考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何在



　　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各种观点杂陈纷争，目前有一种观点仍颇有影响力，即认为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也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果真如此？回答之前，不妨深入分析这个所谓的“斯大林模式”。



　　第一，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笼统地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两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国体；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还没有经验，再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之后，没有及时对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不是根本的、必然的、直接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需要改革中推出对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全盘否定，更不能把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基本制度的问题，进而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



　　第二，不能因为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毛泽东曾说：“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运用毛泽东这一方法论来分析苏联所建立的具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疑也是适用的。邓小平对“苏联体制”也采取了辩证的具体分析态度。1957年4月，他指出：“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邓小平这里说的苏联的经验和错误就包括苏联管理体制机制。诚然，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适应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人民的正确领导，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三，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如前所述，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特别是适应苏联战时需要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需要的。但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问题在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反而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渐演变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开掘了“第一锄”，也可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第四，苏共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生产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体制机制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依靠人来确立、完善，也要依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都难逃干系。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这番话说得真好。



　　第五，谨慎使用“斯大林模式”提法。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西方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一制度谥之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明确归结为“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这里，戈尔巴乔夫不仅明确使用了“模式”这个提法，而且明确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笔者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一不小心就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本文之所以出现这种提法，仅仅是为了行文简便，并不表示赞同。



　　中国共产党应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性事件，起码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坚持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及时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重视理论工作的根本体现，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方向。这就需要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仅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词句，不管具体情况、条件的变化去生搬硬套，可称之为“东教条”；借口所谓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否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西方的种种理论奉为神明，按照西方的理论去进行所谓的“思维”和“创新”，可称之为“西教条”；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理论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主张从中国儒学等传统文化中找出路并以此为指导，可称之为“古教条”。无论是“东教条”、“西教条”还是“古教条”，都在坚决反对之列。同时，要反对经验主义，如果以为正确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只有自己积累的实际经验才可靠，那么必然会品尝忽视理论建设的苦果。



　　第二，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并始终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一批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但苏共20大及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现戈尔巴乔夫，也必然有其他替代者出现。“戈尔巴乔夫”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