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世界眼光，要辨析人类文明成果。辨析人类文明成果，最核心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从党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看，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为“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要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自从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这种主张从未间断过。另一种为“全盘否定资本主义”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有资本主义。在党内，“全盘西化”论者有一定市场，但从未占主导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后一种“左”的看法则极大地影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资本主义要“彻底消灭”。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也翻开了新的一页，才正确地和比较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正确辨析人类文明成果，最为重要的是把握好三个问题。

　　一是继承和借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政治层面说为对抗和继承，从哲学上讲为对立和统一。两者的对立和对抗关系不言而喻，但这只是其一，还有继承关系。对于继承关系，在“左”的思想占主导时讲得很少。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指出了两者的继承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资本主义有“广大发展”的领导人。在资本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甚至还讲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都是光辉的思想，遗憾的是后来的认识发生了大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矫正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在哲学理论上既充分认识两者的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又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邓小平在反思党的历史经验后，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必须继承和学习的。胡锦涛在十七大讲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认识有了巨大进步。

　　二是共存和补充。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补充关系，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曾有阐述，但未能完全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他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使“一国两制”构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还说：两者将长期并存，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他也说：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中国不走这条道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但只是在总体上和原则上讲，而没有具体展开，更没有实际运用。将这个思想讲得最为明确、发挥得最为充分，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社会制度而言，两者是根本对立的。但是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他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内属于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邓小平是伟大的典范。这个典范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充分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会激化。在世界范围内要以两手对两手，纵横捭阖，绵里藏针。在国内，这种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斗争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他又绝不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对社会主义有负面影响而惧怕它和不敢利用它。他既反对“崇资病”，也反对“恐资病”，对资本主义文明加以辨析、剥离，充分地吸纳、结合和利用其积极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甚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要素。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辨析、剥离和吸纳的工作，党还要继续下去。社会主义既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也只有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