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当今时代人们审视社会发展路径时所持的思维方式，强调在扩大发展规模和提高发展速度的同时，关注发展的质量、速度及可能承受的代价，其“科学”绝非技术同位语，而是从思维方式角度把握发展的价值视域，反映了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观倡导全面协调可持续思维创新，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回应。在当今时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社会永续发展。”[1]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必须提高发展的质量、速度和水平，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思维创新，运用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以科学的实践眼界与时俱进，处理好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立坚实的基础。

一、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世界主题，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如何谋求和平与发展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要完成的重大任务。随着改革开放逐渐走向深入，中国社会发展已进入快车道，重新认识和把握发展这个主题至关重要。面对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广泛地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集聚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一心一意谋发展，解决以往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不和谐的问题，使当代中国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开放有新局面，工作有新举措，推动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强调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同时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精神文明状况的改善视为同一的历史过程。“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2]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同时审慎考量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涉及一系列关于深化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举措。全球化时代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回避的全球范围内的大竞争中，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要想跟上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发展问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3]换言之，提高中国社会生活质量的途径是发展，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得到解决。

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具有历史性，当前问题贯穿以往问题和未来问题，为此必须从长远着眼，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眼界，焕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声音。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秉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坚持统筹兼顾，“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4]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务必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思维创新和观念变革，创造观念、制度和人文环境，必须造就思维敏锐、决断科学、视野开阔的人才，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舞台。在深入现实的同时超越现实，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广泛吸收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先进文明成果，改变以往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纠偏以往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思维创新，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统筹兼顾地解决社会发展各环节的实际问题，使又好又快的局面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

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之前，西方社会的发展理念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简单地将社会发展公式化为：“经济增长＋社会变革。”这种发展观的弊端在于，将GDP 绝对化，导致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等问题。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过程中，忽视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商业诚信、公共卫生等社会问题往往突如其来。二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关注社会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但并未顾及发展的代价是否会伤害后代人满足发展的权利，这种代际不公平的直接后果是：发展极限的到来可能颠覆以往发展的全部成果，毫无节制地挥霍自然资源无疑是短视之举。三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考虑代内公平，对代际公平履行责任，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粗放型增长方式被集约型增长方式取代，主张面向后代，考虑社会发展成本，使人口规模、能源消耗、生态退化趋于零增长。科学发展观是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科学规定，从古今中外一切积极的发展理念中获得启示，并加以时代整合和创新。

科学发展观生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精神，以社会文明的生成为着眼点，确立发展观的科学规定，倡导人们审慎地把握当今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系列现实问题，积极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形成深入发展的合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体制的逐步形成，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眼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是又好又快，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又好又快，要求‘快’以‘好’为前提，坚持‘好’字当头，好中求快，把握发展的节奏和步伐，使较快的增长速度长期保持下去。”[5]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当然要把握机遇，“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但不能“一窝蜂”地抓“机遇”，因为机遇从来都关注有实力的竞争者，应该踏踏实实求发展，坚持社会发展又好又快，解决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回答人们思想认识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增强硬实力和软实力，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大有作为。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汲取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精华，并与时俱进地增加时代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不离器”“执两用中”等哲理意境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富有深意的理论参照，文化发展不能从零开始，即无法摆脱传统起点，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人际交往的伦理诉求、集体本位的爱国情操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视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耕作渔樵不可越过自然可承受的限度，“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淮南子·主术训》）。与自然和谐相处被看作国泰民安之举，因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天论》）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看，孔子提倡“和而不同”的和谐思维模式，倡导人与人在合作中共同发展，在平等的对话与交往中“求同存异”，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观念与思维模式影响深远。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社会是人存在的家园，个人不能无视社会关系的规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中国士人毕生的理想追求，即其自我实现必须通过以智慧和能力奉献社会，即使“独善其身”，也要考虑“兼济天下”。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规定固然达到兼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中庸水平，但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的观点也比比皆是，实用思维对拓宽发展视野有所损害，保守泥古的怀旧情结、热衷平均的怠惰意识、囿于经验的偏执观念等文化基因也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现代化的速度。

科学发展观辩证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审慎考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正负效应。科技革命使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物质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相应加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不断增加，接受教育的机会也逐渐增多。但物质利益的追求并非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并由这些问题引发了恐怖主义的发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及人口问题的凸显，人类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文明在科学进步的同时却经历着裂变，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科学知识，就其本性来说，应该有助于人们的团结。然而，现代世界很明显地被分为后工业中心和工业的而且局部甚至可以说是前工业的边缘地带，并且，这些中心和边缘地带的自然趋同在今天看来是绝对不现实的。”[6]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面对自然的物质生产要符合自然规律，科学发展观视自然界为有机的整体，生态物种各层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同构。科学发展观倡导人的价值目标的转变，使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努力真正成为有益于人自身的行为，关注劳动以外的闲暇时光，人们不再甘于忍受单调的生活模式，而为自身生活的丰富多彩制造着各种现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