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它的提出具有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是人类社会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科学发展观坚持实践理性，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创新。我们只有从世界历史视野、运用实践理性和哲学思维，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历史视野 实践理性 哲学意蕴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理念演变为线索，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经验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石，向全世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全球化新形势下对发展问题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认识，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完整的逻辑体系。

一、历史视野：人类社会发展范式的深刻变革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殚精竭虑，留下了丰富的发展思想，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许多发展思想还包含着非科学的因素。在古代中国，先秦儒墨两家，包括后来的理学代表朱熹，都认为上古尧舜禹三代是天理流行的“王道”政治，是最理想的社会，只要能取法于古代盛世的社会治理方案，就能重建和谐美好的社会。①而所谓社会发展就是向远古的回归，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倒退论，根本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而先秦邹衍的“五德终始”论和后来董仲舒的“三统”论，则属于历史循环论，②他们认为朝代的更迭是按照五行相生相胜和黑统、白统与赤统依次循环，周而复始的。他们只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表象，无法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本真含义。即使像韩非、柳宗元、王夫之等一批社会历史进化论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都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发展观念。而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观念主要是面对民族危亡从西方引进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发展是被置于宗教、神灵和上帝光环下的发展，许多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们出于对自然神力的崇拜，把自然作为客观的求知对象，以此寻求社会发展的内在秩序和规律，因而都摆脱不了神秘的言说，也无法找到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进入近代，特别是欧洲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思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政治科学之父霍布斯认为，社会发展就是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而寻求“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的过程，由于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充满恶意、野蛮残忍和富于侵略，因而社会发展必须要有“利维坦”这个国家怪物才得以运行。③而古典自由主义代表边沁认为，趋利避害、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社会是虚构的，个人的利益才是真实的；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此，社会发展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这必然会带来全社会的繁荣。康德认为，历史在经过一段曲折复杂的过程后，必将朝着一个利于发挥人的全部潜能和智慧的美好社会发展。但同时他又认为，人具有强烈的追求个体欲望的反社会性，正是这种反社会性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④。黑格尔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考察，认为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对抗性，即社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人的退化和道德的堕落，而克服和消除这种对抗性的有效路径是人的教育和认识水平的提高。黑格尔虽然没有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和规律，但他的社会发展思想充满着历史的辩证性，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⑤。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一社会发展思想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前的最高认识水平。西方思想家们在努力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要性、合理性、基本规律以及未来前景的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的全面异化、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社会道德沦丧等问题而忧心忡忡。特别是频繁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

二战结束后，广大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面对国内贫困状况，首先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致力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把“社会发展”等同于同“经济增长”，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社会就一定会进步，而人只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其结果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和人的价值之间的紧张对立，发展失去了本身的目的和意义，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社会腐败、文化萧条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正是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与批判传统的片面的经济增长模式，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这样，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便出现了社会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模式认为，社会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应该是社会公平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得到更好实现的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不是经济的单项突破，而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与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所说：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经济只是发展手段，发展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每个民族的价值及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⑥这一发展理念的转变表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应是同步平衡的，应当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文化道德价值。这是发展观的一种认识深化，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现。这种发展模式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应坚持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但一味强调以人为中心，容易助长人类中心主义的扩张，结果使人们过分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从而造成较严重的生态问题，导致社会历史的畸形发展。几乎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同时出现的是可持续发展观。这种发展模式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永续发展过程。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变迁，特别是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使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本身的内涵不断拓展。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或发展实践都还没有达到人类社会发展范式的革命性变革。科学发展观正是以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为背景，在汲取和借鉴了历史上发展观的合理成分、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以及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思想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因而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范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体现了全社会成员共同认可并且共同遵守的信念、理论和方式。事实上，“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肩负着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担负着增加社会财富和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⑦。

二、实践理性：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就如何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健全和成熟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迫切地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由于新中国是在积贫积弱、屡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没有较好的现代工业经济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没有现成的适合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可以套用。鉴于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新中国的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我们唯一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是苏联以重工业发展为中心的赶超模式，这是一种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激进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其结果虽然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但这一发展战略也加速推进了高度国有化和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客观上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