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弼时同志曾经是我们中央党校的领导人，为我们党校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延安时期，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推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十分重视党校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对中央党校工作的领导。在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议，为加强对中央党校的领导，成立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任弼时、陈云、邓发参加，任弼时为主任，王若飞为秘书；如果军政学院与中央党校合并，谭政也参加管理委员会。同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军政学院合并到中央党校，将在延安的“七大”代表编入中央党校，再从中央机关选调一些高级干部入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1月开学。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增补王稼祥、洛甫参加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1942年延安整风全面开始后，中央党校是开展整风的五大系统之一。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央党校的领导，在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党校的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今后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邓发为校长，彭真为教育长并负责出版学习报。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中央对于办好中央党校是多么重视，任弼时同志对办好中央党校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任弼时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在协助毛泽东同志负责中央党校组织指导期间，对于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在1941年12月1日决定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学员主要招收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要多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学会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同时学习些实际政策。他还强调，中央党校过去的教员要继续使用，但要让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应培养新教员。在1942年2月28日，决定任弼时同志负责中央党校组织指导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进一步决定改变中央党校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以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一书为研究内容，学习研究党的路线。在同年4月1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党校政治教育计划时，任弼时同志提出：党的路线的学习和研究是今年的安排；中央党校学员第二学年要研究中国近百年史、政治经济学；第三学年主要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他还强调，要把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方法作为学习方针。学习马列著作，主要是掌握原著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对任弼时同志的这些主张和安排很赞成。他在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的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这次会议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邓发、彭真重新写一个中央党校的总教育计划。任弼时同志这些办学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把学习理论与学习历史、研究现状统一起来的思想，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了解党校历史的同志都知道，任弼时同志这些意见，对党校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党校独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任弼时同志还亲自为中央党校的学员上课，解答学员们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他讲课的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和边区财政等广泛课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在1942年7月14日，所作的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

我们都知道，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7月1日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同年7月21日通过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延安整风前中央作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决定，是开展延安整风的重要准备。中央政治局就党性问题专门形成一个决定向全党提出来，是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皖南事变而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以及党的队伍中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出现的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同志对此非常重视，早在1941年3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提议任弼时同志写一篇关于党性的文章。在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任弼时同志就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这个大纲不仅开宗明义提出，“党性的范畴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而且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党的队伍中在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增强党性锻炼的方向和要求。可以说，这是一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比较好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从实践中形成的党的建设的科学思想。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他又在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标志着著名的延安整风，经过充分准备全面展开了。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整风中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协助毛泽东同志研究中央党校、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中央宣传部这三个部门的改造工作。但是，当他了解到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研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时，提出了许多问题，就在百忙之中亲自到中央党校讲课，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他于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现在收入《任弼时选集》的，有这个长篇报告的第一部分《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部分内容组成的《反对宗派主义》这两篇重要文献。我们过去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学说时，大家都比较重视毛泽东同志的整风文献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对的。任弼时同志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长篇报告，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在当年产生过那么大的政治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文献。我们过去对此重视不够、研究不够，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不足。

任弼时同志这些重要文献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第一，他比较早比较全面地对“党性”这个重要范畴，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不仅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而且指出“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这样的论述，为毛泽东同志创立的“主要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作了重要贡献。

第二，他不仅对党性问题作为一个思想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而且突出地把它同组织问题联系起来。他指出，增强党性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通过思想政治建设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达到党的团结统一，这正是我们党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壮大自己、克敌致胜的重要经验。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无论在关于增强党性的论述中，还是在报告的风格上，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的报告，不是从概念出发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和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发，有事实有分析地加以阐述；他回答问题，不是简单地引用中央文件，也不是武断地做结论，而是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党所处的环境、党在自身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存在的弱点，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他的报告及其风格，显然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实事”中“求是”的精神。这种实事求是精神，既是科学性的体现，又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的要求。也就是说，任弼时同志是通过自身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行动，来宣传党性的。这样的宣传，显然更有说服力，也更有感染力。

三

我们作为生活和工作在21世纪的党校工作者，从任弼时同志办党校的实践中得到哪些启迪呢？最大的启迪，就是党校姓“党”，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在党校教学科研的全过程，必须把增强党性放在党校干部教育的首要位置上。

中央党校是培训轮训党的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是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党校的课程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国际问题研究等各个学科。但是中央党校与其它高校又不一样，是以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为主的，是学员进行党性锻炼的熔炉。因此，中央党校名“校”姓“党”。我们的校长从胡锦涛同志到曾庆红同志，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中央党校的最大特点和突出风格。　

缅怀任弼时同志重视党校工作，并亲自到党校宣讲增强党性的光辉业绩，联系我们今天党校所承担的任务，为了更好地体现党校姓“党”的要求，我们应该更加切实有效地抓好党性教育。2000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好我们的党，首先要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特别是要努力提高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之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新一代政治家。”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也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为此，他们都强调在党校教育中，要培养领导干部具有四个方面的思想政治素质，即党性修养、世界眼光、战略思维能力和理论素养。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大力加强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使他们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