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的政党观最为独特。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并且结合着现实政治斗争实际，主要从政治理性上、国家利益上考虑政党建设问题。他的政党观与孙中山的政党观有其吻合之处，因而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概括起来，李大钊的政党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必须排除“私心党见”，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

对民国初年党争、兵争混乱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李大钊感到深切的忧患，因而写就《隐忧篇》，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其中，尤以对“党私”的分析最富理性。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且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可见，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工具，政党要在宪政中合理、合法、有序地活动，要高扬立宪的政治精神，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祸国的政党就可以变为国家能够倚赖的政党，从而造福于国家。反之，如果政党变成营私倾轧的工具，则必将祸国无疑。显然，把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立宪精神指导政党活动，这是近代政党观与封建党争的根本区别所在。李大钊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性环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政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文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团体生活、政党政治的进步。

在对中国近代政党进行评判的思考中，李大钊痛切地感到，中国近代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形同散沙。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为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相对于欧美各国而言，“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以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9页）。

再次，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需要培养中心势力，这个中心势力就是先进政党。

在李大钊看来，在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中心势力是必不可少的，它要有容纳各种力量的“包容力”。“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根据国民革命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李大钊曾寄希望于“以国民党作为中心”。因为国民党“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就中国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问题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1923年5月17日，《李大钊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311页）。

李大钊的上述观点虽然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的问题有感而发的。但我认为，这些观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相互联系的。它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理解政党政治的基本认知标准。因此，无论是看待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变，还是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李大钊的上述观点都是很有思想价值的。

在李大钊的政治生涯中，他倾全力推进的一次真正意义的、体现其政党观的政治实践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

对于与国民党的合作，在中共内部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其实这不足为奇，有争论亦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中共的政策转变需要一个过程，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也确实需要时间。据罗章龙的回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者称陈是“火山”）为此争论得很凶，以至于中央的会议都不能进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26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这样一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成为十分艰巨的任务。应该说，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在少数，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等人都有自己的看法。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曾给维经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写信，说明反对加入国民党之理由：两党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联张、联段，国民党是争权夺利之政党，不能容纳他力，各区同志强烈反对，已无加入的可能（同上，第222页）。

为了缓解矛盾，李大钊在中间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据张国焘的回忆，西湖会议上，他和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都坚决反对马林的共产党员无条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同上，第344页）。陈独秀并“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同上，第346页）。

另外，从档案材料“斯内夫利特笔记”（马林笔记）中同样显示出中共三大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依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很多人（如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长辛店工人代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理解，认为这是想“要搞垮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向马林解释说，“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同上，第461页）。

而李大钊则主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同上，第470—471页）。换言之，如果我们步调一致、努力工作的话，就是大有希望的。这里，李大钊用非常含蓄的方式，理智地说服那些持有异议的同志们。最终，使他们接受国共合作的现实，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

令人痛心的是，孙中山和李大钊这两位国共合作的缔造者先后不幸病逝和被害，他们没有想到也没有看到后来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如果当时他们都还健在的话，也许又会是另一种历史场面。虽然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但历史发展可能的诸种趋向却又是能够加以假设分析的。这样做，有助于我们真正汲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