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６日电 １２月７日至１８日，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将聚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承担责任方面分歧较大，哥本哈根谈判的前景并不乐观。

然而，分歧究竟集中在哪些方面？其背后又是怎样的利益博弈？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就此进行了一系列采访。

核心分歧：减排目标与资金援助

如果把２００７年印尼巴厘岛会议看作是气候谈判的起点，那么按照原先的设想，这次哥本哈根会议应该就中期和长期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援助达成共识，以及对２０１２年后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安排。然而恰恰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这两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分歧。

一方面，以中印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减排作出积极努力。１２月３日，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宣布，印度的减排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２０％到２５％。此前，中国政府已于１１月２６日公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

可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担当减排责任时“裹足不前”。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发达国家需要到２０２０年前，在１９９０年排放量基础上减排２５％至４０％，才能避免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发展中国家据此要求发达国家到２０２０年，应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减排４０％。然而，加拿大环保组织戴维·铃木基金会分析员马歇尔表示，发达国家的减排水平不能让人满意。

专家指出，美、日等排放大国在减排承诺上要么做“口头文章”，如美国１１月２５日宣布减排目标，比２００５年减排１７％，换算成１９９０年基准，实际上只减排４％；要么开“空头支票”，如日本虽提出２５％的减排目标，却同时要求所有主要排放国都参与减排，与联合国确立的原则相悖。即使是对气候谈判最积极的欧盟，也只承诺２０％到３０％的减排目标。

除了减排幅度，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气化所需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具体承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分歧明显。

欧盟预测，为实现全球中长期减排目标，从２０２０年起，发展中国家每年至少需要１０００亿欧元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其中一半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然而，今年１０月欧盟秋季首脑会议就气候变化问题形成的文件绝口不提欧盟早先达成的提供资金的具体数额，特意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强调所有国家都要贡献。

联合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间组织——７７国集团主席国代表卢蒙巴·斯坦尼斯洛斯卡乌·迪平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专有知识和技术”。他说：“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手中有钱的国家不愿意出钱解决那些实际上是由他们所造成的问题。”

超级博弈：发达国家转嫁历史责任

针对减排目标和资金技术援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过多次博弈。１１月２８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以及７７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发表声明，强调哥本哈根会议成果文件应反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取得的进展。声明各方一致坚持《京都议定书》应继续有效，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

１２月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此间表示，中方根本立场和基本主张是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哥本哈根会议的任何文件、任何成果都应该体现这些原则，都应该锁定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为今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指明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表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达成重大一致，正是为了反对发达国家转嫁历史责任的企图，捍卫自身正当的发展权益。

邹骥指出，哥本哈根之前的多次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屡屡在强制性减排指标等问题上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压。部分西方国家不顾１８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累计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８０％的现实，要求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作出更多承诺。

１０月及１１月，接连在曼谷和巴塞罗那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欧盟甚至提出要废除或抛弃《京都议定书》，改变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础，搭建新的谈判框架。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表示：“在谈判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提出一种根本违背谈判基础的新方案实质上就是给谈判进程设置了新障碍。”

实际上，以“碳排放额”为核心的博弈的背后是政治和经济利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指出，气候谈判表面层次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就是试图占有未来新型能源技术和市场，垄断环境容量划分，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这就是从巴厘岛会议到哥本哈根会议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根源。

中国方面：绿色挑战与机遇并存

此次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对世界各国未来发展影响深远。邹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此次谈判成果如何，由于部分发达国家将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挂钩，中国在短期内都会面临“绿色压力”。

“以民航业为例。欧盟现在正在推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这将造成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民航业成本大幅上升，经济竞争力面临大幅下滑的危险。”邹骥指出。

中国社科院城市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表示，除了经济层面的压力，中国面临的政治压力也不容忽视。某些发达国家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气候变化挂钩，有强迫中国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责任的倾向。

“由于中国发展势头明显，可以预见，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潘家华说。

专家表示，中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作出很大努力。据中国发改委统计，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单位ＧＤＰ能耗累计下降了１０．１％，节能约２．９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６．７亿吨。

联合国专门负责气候变化谈判的最高官员德博埃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举措已位于世界前列”。

专家指出，从长远来看，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对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一方面在气候谈判中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也可抓住绿色机遇，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均衡发展。（记者 韩冰 王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