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立言

摘要：改革在共同的市场趋向基础上，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岐变，凸显出目标模式的巨大差异，显示了改革和转型的深刻性和可变异性。经济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转换，这一大规模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能够涵盖全部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才能给予揭示。广义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转化，是四种内涵的转变，就是最狭义的经济转型，即通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二重内涵，是交换关系系统和狭义生产关系系统两个系统的转型。现实中呈现和演化出的转型经济的三种趋向性思潮和三种转型模式，正是这二重内涵的不同状况及其不同组合的结果。

关键词：社会经济结构　改革内涵解析　转型方向选择

20世纪中叶在原南斯拉夫首先开启的改革运动，虽然一开始遭到一些国家的批判和抵制，但后来在社会主义各国都先后兴起，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必然。虽然这一改革过程从总体上看，在初期和中期进展缓慢、曲折艰难，但到80年代末，各国的改革都进展到要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疾速转型期。然而，正是在这个改革的关键阶段，在共同的市场趋向基础上，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岐变，凸显出目标模式的巨大差异，显示了改革和转型的深刻性和可变异性。这就使社会主义改革与转型，成为当今世界既引人瞩目又令人费解的重大社会现象。[1]）

这场人类历史上独特、深刻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变化且影响深远。正如有学者所说，“转型过程影响着16·5亿人的生活。有关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全面转变给人们的经济条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大萧条一样，转型确实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1）（p5）这自然会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对这场“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在其肇始时就已经开始。在苏东剧变后的初期，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2] 由于这一“转型”与“过渡”的独特、深刻和复杂，对这一重大社会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即“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对一段历史和某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在其尚在进行并未结束时就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但是，虽然有了一门专门的学科，但人们对这一共同研究对象的研究，所取理论范式之多，所用研究方法之繁，所得认识观点之分歧，则甚为罕见。

在谈论和研究这种现象时，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就是“转型”、“过渡”，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就是以“过渡”“转型”来概括和称谓这场重大社会事件的，并以“从计划到市场”来定义转型的本质和内涵。[3] 应该承认，这个定义比较形象地概括和反映了这一重大社会现象的特征。原来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先后展开了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从计划到市场”可以说是这场社会变革与转型最显著的特征和最突出的内容。但改革的内涵和本质用“从计划到市场”就能全部概括吗？“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方向性岐变？为什么转型的结果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别？显然，这种从现象形态、或只反映了转型的部分内涵的定义，是不能全面揭示转型的全部内涵及其发生的复杂变化的。

在对这场历史性变革的研究，曾经流行以“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区分这种思路和方法。以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作为改革道路的区分，显然也不能揭示改革的丰富内涵，不能揭示改革的本质及回答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方向性的分化。这种把改革只区分为“激进”和“渐进”两种类型理论概念，混淆了改革的形态特征与改革的内涵本质，以改革的形态特征替代改革内涵本质。从表面上看，“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似乎是最明显、最符合实际的转型类型区别。然而，“激进”或“渐进”是一个表现在形态上的概念，而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转型的差别是内涵性差异和形态性差异的统一，两者交织在一起，而转型的形态是由其内涵决定的。这一点，就连有些主张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了，科尔奈就认为，所谓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区别，不在于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也不在于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而在于是“改革”还是“革命”。

我国学者为了对这场改革的独特性（即它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是“第二次革命”）进行准确的把握，从改革初、中期，甚至至今，多数人是从“制度”与“体制”的区分和联系来认识改革的性质和特征的，认为我们进行的是“体制”改革，而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质是没有也不能发生变化的。这种用区分“制度”和“体制”两个范畴的方法来把握改革的性质和内涵，应该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改革的性质和体现改革的内涵的。但从更准确的要求来看，还需要把“制度”和“体制”与社会经济形态系统结构的联系上给予具体界定。

毋庸置疑，“转型”向现有的一切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一重大社会现象所蕴含的问题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视野，同时“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向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应该承认，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完善度与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现象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的深刻性和挑战性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还需要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现象进行更基础的理论把握，还需要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揭示其性质、内涵和发展趋向。

社会经济形态结构与转型内涵

任何社会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换。人们对社会运行和历史变革的认识，如果脱离了它的结构，就会模糊了内涵，就会成为是无内容的历史把握。正如马克思所说，“但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2）（p145）因此，要揭示转型的内涵和趋向，必须注重对转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进行考察，从系统结构的变动状况来具体分析各种转型模式。因为“转型”的内涵和趋向是由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决定的。

90年代以后，转型经济学研究多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路、方法、模型来进行的，就是以效率为标准，注重经济体制的功能和机制分析方法，进行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对比。它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由中央计划机构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的不真实性来否定这种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认为传统体制有效运行的隐含前提是：（1）完全信息：（2）单一利益主体。但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会遇到信息和激励这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必须以能够有效解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

这种改革的单一市场化内涵论认为，转型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实质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型就是市场趋向改革。这种转型经济的单内涵论是以转型的单结构论――交换关系为依据的。虽然，其中隐含的一个理论涵义是市场经济天然以私有制为基础，但这种观点所持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内在统一性，实际上就在理论上肯定了转型的结构、内涵和趋向的唯一性。这种观点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思路在转型经济问题上的表现。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交易（交换）为中心来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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