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发展，改革在深入，在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改革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改革的直接效应和短期效果在减弱，长期积累的难题和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公众对改革的审视判断更加理性、甚至苛求和挑剔。照搬过去改革的做法和经验会出现新的本领恐慌，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者呢？从微观情况看，继续推进改革需要领导者具有新的勇气和智慧，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优化环境、创新机制”。现在，一个地区、单位的改革迈上新台阶，不是要点燃三把火，短期内产生轰动效应，而是创造有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在这样的环境和机制下，发展是科学、全面的，包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创造活力与和谐稳定的统一、竞争局面、进取性与安全感、归属感的统一、事业进步与人的素质提高、全面发展的统一。在这样的环境和机制下，群众对前途有共识和信心，发展就有强大的后劲。显然，完成这个复合性综合性任务比推行狂飙突进式的改革更艰巨。

　　“科学谋划、系统思维”。完成这样一个复合性、综合性任务需要领导者系统思维，科学谋划：既要对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措施加以坚持和完善，也要对不完善、不适应的措施加以调整；既要建章立制，又要注意各项制度的有机衔接、形成机制。机制不是制度的简单叠加，而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的工作方式。创新机制是需要系统思维的。“利益是敏感的神经”，目前最感困难的是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在总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启示我们，不应该在满足一些人的利益时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共进、双赢、普惠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任何措施的执行都有“利”和“弊”两方面，要全面考量，决定取舍，使攻坚性的改革措施和配套性的措施相协调，最大限度地保证改革措施的普惠性，争取收效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还要考虑改革措施的长远效果，防止为解决一时难题而急功近利，避免为纠偏而不断反复，以至“面多了放水、水多了加面”，形成“对改革的‘改革’”。

　　“民主决策、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新阶段考虑改革问题的“底线”，是任何举措不可触动的“高压线”。如果说过去，一些地方为解决资源不足的困难，在超常规发展中采取了某些强行措施（强迫集资、摊派等），取得一定效果，也造成了明显的“改革后遗症”。那么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违规操作乃至违法行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应当彻底禁止。历史的辩证法是，改革的特定阶段需要并造就了一些风云人物，他们以激进的方式推动了改革，功绩应当充分肯定；而改革发展的更高目标则是创造一个不需要激进手段的环境——以健全的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无论从发展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还是从避免重大失误的角度看，现在的改革都要坚持民主决策。现代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团队智商高于个人智商，因此提倡团队学习。党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往往是片面的。事物总是有个别情况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事实不能成为否定民主决策的借口。按照程序民主做出的决策比较稳妥、执行起来阻力较小，而一旦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反馈和及时纠正。如果为强调效率而忽视民主决策、靠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智慧而决断，这种做法一旦因个别成功而成为惯例，它带来的损失和隐患远远大于一时的成效。

　　“沟通协调、人文关怀”。今天的改革仍然需要最广泛地动员群众，而内容和方式要有新变化。现在，群众的参与意识更强、利益诉求更直接，更不能容忍“被民主”。据此，应着眼于建立双向的、互动的党群干群关系。领导者不能把“代表群众”变为“代替群众”，要善于和群众沟通、平等交流，在宣传中向群众学习、在服务中引导群众；群众理性地响应号召，同时又能够进行批评和监督。特别是领导者在宣传、动员群众时应该表现出人文关怀，注重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不仅引导群众投身改革、作出贡献，包括为未来作出必要的牺牲，而且让群众亲身体会到此时此地（而非彼时彼地）的幸福。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在和平建设年代，一切发展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幸福上，那就会失去意义。群众真正懂得改革的意义，产生现实的幸福感，以“我参与、我奉献、我收益”的主人翁态度投身改革，许多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作者为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