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是谁？”的理性自觉，是领导干部工作价值观培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点。领导干部常问“我是谁？”本质上体现了其价值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而对于“我是谁？”的不同回答，决定了领导干部工作价值观的性质和导向。

一问生活中的“我是谁”与工作中的“我是谁”

　　人的活动领域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生活和工作两大部分。在不同的活动领域生成和积淀的价值观念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异性乃至于异质性。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在生活领域中的角色和工作中的角色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划界。作为生活领域中的每一个人，其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受到来自个人、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所形成的价值观必然地带有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特点。而作为工作领域中的领导干部主体，他的观念和行为必须超越于生活价值观而体现其工作内容的要求。

　　但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的观念中，并没有将生活中的“我”与工作中的“我”区分清楚。他们要么用工作取代生活，陷入“生活的工作化”误区；要么用生活取代工作，陷入“工作的生活化”窠臼。前一种观念倾向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和感染性。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牺牲生活时间投身于工作之中，是“勤政”的体现。殊不知，这种观念的本质是将人的社会地位和责任身份化的思维倾向使然。按照这种身份化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领导干部，即使是在家庭环境和生活领域中。当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无论在八小时以内还是在八小时以外不会失效。这一方面造成了领导干部工作责任被无限提高，对其职业道德和工作操守的要求跨越了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领导干部工作权力的无限放大，为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提供了客观条件和观念支撑。领导干部在工作职责范围内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进取精神，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八小时以内庸庸碌碌、八小时以外忙忙碌碌的所谓“勤政”。身份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几千年等级制度的渊薮。因此，在当代，无论它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哪怕是带着某种道德的光环，都是应当需要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加以清理和剔除的。后一种观念则是我们早已经明确反对的。用生活取代工作，本质上就是将“官位”庸俗化和世俗化，所谓“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将“乌纱”与票子、房子、车子划上等号，甚至于骄奢淫逸、损公肥私、卖官鬻爵。这种观念倾向显然与我们的党和政府对领导干部高标准的工作要求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可见，将生活和工作区分开来，把握好工作和生活的合理边界，认清生活中的“我是谁”与工作中的“我是谁”，既会生活，又会工作，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工作价值观的重要前提。
二问理性中的“我是谁”与非理性中的“我是谁”

　　领导干部具有理性抑或非理性的工作价值观，取决于其主体意识上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从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可以理性地确立起相对应的工作秩序信念、工作规范意识、价值实践思维和核心价值理念。从非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则会造成对“我是谁”的迷茫，导向理性工作价值观的反面。

　　常言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它质朴却理性地阐释了价值实现的基本道理。领导干部的价值实现过程亦然。脚踏实地的工作，克己奉公的修为，勤勤恳恳的奉献、出类拔萃的政绩，必然换来上级的肯定、群众的赞誉和个人的发展，而损公肥私、腐化堕落、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结果，必然招致公众的唾弃乃至灭顶之灾。然而，偏偏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的仕途命运寄托于非理性的封建迷信，像什么盖楼讲风水、开业选吉时、车牌选好号、拜佛求官位、算命测吉凶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领导干部本应该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然而他们的行为却越了“雷池”，工作中不去想如何履行好职责，而是处于麻木的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甚至完全受到这种神秘力量的驱使和支配，作出大量的荒唐之事。其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像丛福奎、韩桂芝、胡建学之流的下场，是否足以为那些执迷不悟者戒？

　　因此，确立理性的自我意识，在理性的思维中思考“我是谁”，才能进一步理性地回答“为了谁”、“依靠谁”等问题，才能在理性的工作价值观的指引下开展工作，才能为领导干部进一步的主体意识的自觉提供观念意识的基础。

三问理想中的“我是谁”与现实中的“我是谁”

　　领导干部是党长期培养和选拨的社会精英，其价值主体意识中一方面具有自我理想的成分，另一方面还必须自觉地将自身的理想信念与党的根本宗旨高度地结合起来，将理想的“我”真正融入党的理想之中。有句古语：“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道”，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就是“道”，它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处处以此反求诸己，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这是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

　　同时，领导干部也不能只生活在理想之中，还必须对现实的“我是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就是这个道理。现实工作中的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地处理好诸如上级与下级、干部与群众、历史与当代、做人与做官、道德与利益等等关系，善于把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落实在每一个现实的行动上，在具体工作岗位、一点一滴中履行党的根本宗旨。

　　正确处理好理想中的“我是谁”与现实中的“我是谁”，对于领导干部确立起正确的工作价值观至关重要。领导干部的工作价值观作为领导工作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具有理想与现实有机统一的基本特征。如果将二者割裂开来，要么造成观念的过于理想化而流于空洞，要么会因为失去精神支柱和灵魂而导向流俗。因此，领导干部既要胸怀远大的理想，又要立足于现实，这是树立正确的工作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四问权力中的“我是谁”与责任中的“我是谁”

　　权力和责任具有对等性。一定的领导职务不仅意味着相应的权力，更主要的是标志着相应的责任。但是，在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中，二者似乎并不搭界。权力面前手朝上，责任面前手朝下；要名要利，要权要位，却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敷衍塞责、渎职失责、得过且过。

　　将权力与责任区别对待的症结在于将权力中的“我”与责任中的“我”一分为二，而造成权力之我与责任之我相脱节的根本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价值观的出发点上的含混和模糊。如何看待和处理自己与集体、社会、他人的关系，是领导干部工作价值观的出发点，在领导干部的价值主体意识中，将自己融入集体、社会、他人之中，就会逐渐形成以集体主义为基本特色的工作价值观。这种观念反映在权力意识和责任意识上，便会形成对权力源自集体、社会、他人和权力主体必须对集体、社会、他人负责的基本价值认同；反之，将自己置于集体、社会、他人之上，必然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作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反映在权力意识上必然是集体、社会、他人为自己所用，将权力视为谋取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因此也就无所谓责任意识了。更有甚者，某些人在权力面前讲个人主义，独揽大权、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在责任面前讲“集体主义”，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待工作就会敷衍，碰到问题只知推诿。这种在工作中的人格分裂现象，尽管只是存在于极少数人中，但对于健康的领导干部工作价值观的培育，却存在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是领导干部工作价值观的根本，而实现二者统一的基础是领导干部的角色定位。领导干部的角色定位不是自然形成的，它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自身的素质培育，另一方面，更需要用制度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不断地在权力与责任面前清醒地自我把握“我是谁”，还应当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让群众判明自己是否知道“我是谁”！

　　由上可见，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弄清楚“我是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又是一个必须弄清楚的问题。“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领导干部只有在工作中常常自问“我是谁？”并且在观念深处清醒地认识到“我是谁”，才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工作价值观，并运用这种价值观正确地规范和引导自己的工作实践。

　　（作者系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