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为推进党内民主，作者提出建议，应重温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做出的“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的决定。

　　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强调要发展党内民主。发展党内民主从何做起？党建专家提出过不少建议。我再提一个建议：从党内互称“同志”做起。在党内生活中，还是互称“同志”好。

一

　　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平等。党内民主，前提条件是党员之间必须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共产党内部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之一。这种平等，当然并非指职务上的平等，而是指党员在人格上的平等，在权利上的平等，在党规国法面前的平等，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党员之间的关系只有是平等的，才谈得上发展和建设党内民主。

　　人际间的称谓，是人际方面的思想观念及人际关系的一种外化，是人际关系在语言上的表现。“同志”，这一称谓是神圣的，首先，它竖立起了一面立党为公的旗帜。共产党不是朋党，不是帮会，不能称兄道弟，更没有龙头老大。“同志”一称，排除了立党为私的朋党意识和帮会意识。“同志”一称，标识着凡是出以公心，有着共同信念，为了一个共同的崇高志向而奋斗的人，都聚集到了一面旗帜之下。就像革命年代凭着《国际歌》的曲调就能找到自己人一样，今天在党内叫一声“同志”，也会唤起党员之间的认同感、平等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志向，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同志”这一称谓，天然地包含着平等理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即社会主义平等理念。共产党与生俱来就是反对不平等，反对人欺压人的，“同志”这一称谓，反映了这一诉求。一声“同志”，表明党员之间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高人一等，更不能欺侮其他党员同志。

　　党员之间能否以“同志”相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党员之间是否平等。倘若党员间连互称“同志”都做不到，而只能称呼官衔之类，还有什么平等？比如，你在党的会议上见了张局长，连“老张同志”都不敢叫，甚至连“局长同志”也不敢叫，那么你与局长之间还有什么平等可言呢？更遑论你与局长平等地讨论问题，或是给局长提意见了。

　　党内互称“同志”，有助于培育党员的平等观念和民主观念，有助于建立和强化党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同志关系。

　　互称“同志”，可以提醒每个党员，你与其他党员是平等的同志关系，你不比别人高一等，别人也不比你高一等，你若是干部，必须平等待人，若是普通党员，则应消除卑怯心理，增强担当意识和党员主体意识。

　　互称“同志”，可以提醒每个党员，任何人不论有多高职务，在党内与其他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谁也不许凌驾于其他党员之上，更不许凌驾于党之上。

　　互称“同志”，可以提醒党委成员，特别是提醒“一把手”，大家都是同志，都是委员，一人一票，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不能搞个人专断。

　　实际上，党内互称“同志”，可以起到一种增强平等观念，训练民主意识的作用。

党内互称“同志”，本是我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在建党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同志”之称几乎是法定称谓，如称“独秀同志”、“国焘同志”、“泽东同志”、“恩来同志”、“立三同志”、“秋白同志”、“博古同志”，等等。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建国和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建国初，“同志”一称不仅行之于党内，更是风行天下。干部们经常教导老百姓：不要叫“长官”，叫“老爷”，要叫“首长”，叫“同志”。那时，“毛泽东同志”、“少奇同志”、“彭真同志”、“一波同志”、“刘仁同志”、“范瑾同志”，都是平平常常的称呼。北京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李筠同志回忆：“那时候（五六十年代）的市委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老同志和年轻同志之间都很亲密、和谐，相互之间都直呼‘同志’，像‘彭真同志’、‘刘仁同志’，不呼职务。”从领袖到普通党员，皆称“同志”，这是多么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个党是多么生机勃勃的党。

二

　　但不知从何时起，“同志”一称衰微了，称官衔兴盛起来。有官职的党员爱听别人叫官衔，其下属也便自觉废止了“同志”之称而敬称官衔。特别是近若干年来，称官衔大有取代称“同志”之势。我的直接感受是几乎完全听不到有人称我为“同志”了。我的称呼有四个：李乔、老李、李主任（理论部主任）、李委员（政协委员）。但没人叫我“李乔同志”。我耳目所闻所见的，也大都是称局长、称主任、称院长、称书记，都是官衔，很难听到称“同志”了。即使是在党委会上，甚至在党小组会上，也都称官衔，不称同志。若是某君升迁了，当了什么“长”，倘若别人还称他为“同志”，他会老大不快。

　　与“同志”一称的衰微并行，党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扭曲起来。党员间不再那么平等了，自认高人一等的做了官的党员颐指气使，自认卑微的党员则心虚气短，唯唯诺诺，原本干干净净的平等的同志关系，变成了主仆关系、猫鼠关系、依附关系（“谁是谁的人”）。党员之间变成了这种关系，哪里还愿意互称“同志”？哪里还敢再称上级为“同志”？

　　称呼的变化，实质是观念的变化，是等级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法定化。一称官衔，上下尊卑，顿然分明，原有的平等观念、民主观念模糊了，淡薄了，原本平等的关系被称官衔“法定”为不平等。这种变化无疑是病态的，反映出“权力崇拜”意识和官本位风气对党员的不良影响，实质是封建等级观念对党的肌体的侵蚀。

　　这种变化警示我们，要想发展党内民主，必须破除“权力崇拜”意识和官本位意识，必须要在党员中大力提倡和培育平等观念和民主观念。而党内互称“同志”，可以作为培育和造就这些观念的一条有效途径。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那一时期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满清统治，戮力同心，彼此都是互称“同志”的，及至演变为后来的国民党，仍有“同志”之称。孙中山名言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腐败了，开口“委座”，闭口“钧座”、“局座”，即使有时还互称“同志”，也难以掩饰党内的森严等级。国民党员之间，哪有一丝平等可言？

三

　　在我党历史上，为了纠正不称“同志”而称官衔的不良风气，毛泽东曾下过指示：“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但后来个人崇拜占了上风，不许称“毛泽东同志”，只准称“毛主席”，而且前面要冠以“四个伟大”。文革中，“同志”一称主要成了划分敌我的标志，而不再是党内同志平等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意义重大，但有一件事人们忽略了，就是会上曾郑重地做出一个决定：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全会公报）。史家评论这次会议是“民主的大会”，这个决定可以作为一个佐证。现在，我党要发展党内民主，我认为，理应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去做，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去做——“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发展党内民主，是每一个党员的事。党内互称“同志”，每个党员都应该践行之。都这样做了，党内就容易形成一种庄严、纯净的风气，党员之间就容易形成平等的关系，党内民主就容易发展起来。我个人，对于“同志”这一称谓一向是钟爱的，不仅因为孙中山那一代人，陈独秀那一代人，毛泽东那一代人，都爱用这个称谓，而且我更看重这个称谓中包含的神圣、纯洁、平等、民主的涵义。

　　我对本单位（报社）的领导，一向是顽固地称为“同志”而不称官衔的，对社长，我称“老朱同志”、“老梅同志”，对总编辑，我称“力强同志”、“靖云同志”，对顶头上司副总编，我称“京湘同志”，他们听了，都不以为忤。前一些年，政协文史委的副主任叶祖孚老先生，经常来电话与我谈有关稿件的事，电话一通，他总是先叫我一声“李乔同志”，我听了，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不仅感到亲切，而且油然生出一种庄严感和平等感。后来叶老先生故去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和孤独。在我心目中，“同志”是比官衔更高贵的称呼，叫“同志”是包含着相当的尊重之意的。

　　为体现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我党在称谓问题上有过许多重要举措，除确定党内互称“同志”外，在军队中还创造了许多异于旧军队称谓的体现平等精神的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