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3 11”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危机，仍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它的后续影响甚至超过了 9级地震本身。日本首相菅直人称之为“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危机”，并表示“目前的状况依然难以预测”。

　　日本核危机以来，一方面，我们看到日本官方和民间的积极应对，其中福岛“50死士”的悲壮故事尤为震撼人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在信息披露上的迟缓及不透明，也遭到外界诟病。那么，作为与日本比邻而居、正在大力发展核电的中国，应当从这场危机中获得哪些启示呢？

　　首先，日本核危机再次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全球化、危机全球化的时代。早在 1986年，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里希 贝克就在《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美国基辛格协会执行董事乔舒亚 库珀 雷默说：“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选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系，使人类面临比史上任何时候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此次日本核危机中，我们看到，日本东北部爆炸的核电站泄露出来的放射性物质，经由大气、洋流等的传播，不仅可以到达邻近的亚洲国家，还能远及千万里之外的欧美国家（尽管现在看来数量还很微小）。这就反复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技术的突飞猛进、时空距离的缩小、人际和国际交流的频密，使得出现在世界任一角落的局部性问题，都可能以某种可以预见或者不可预见的方式传导给其他地方、其他人群，从而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地球村里，没有谁能完全超然于外、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社会并不比传统社会更强大，一旦发生灾难，涉及面和影响程度都将远甚于过往。

　　其次，在相对陌生的风险或灾难面前，更需要信息传播的及时、透明、准确。虽然人类历史有过美国三哩岛核泄露、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的惨痛教训，但总体而言，核事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是遥远而陌生的。面对未知或不熟悉的领域，人们更容易产生不安乃至恐慌。最近席卷全国的“抢盐”事件就是例证。在此情况下，尤需掌握权威信息的政府机构和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出面，快速、准确、全面地公布相关信息，普及相关知识，使社会不致因流言泛滥而陷于失控，人为地造成危机扩大化。

日本地震及核危机发生后，中国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自3月13日起每天发布“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和“中国运行核电站周围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截至3月29日，在黑龙江及东南沿海部分省份的局部地区检测到微量放射物。据报道，当地居民生活基本正常。这种提升信息透明度的做法，无疑有助于公众了解真实情况并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心理。

　　再次，日本核危机提示我们反思核电战略及核安全问题。日本核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发酵，在全球激起了一轮关于核电发展的讨论与反思。报道称，有西方国家甚至在考虑永久放弃核电。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核电规划规模、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此前确定的核电发展中长期目标是2020年全国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去年又调整为8600万千瓦）；截至目前，国务院已核准34台核电机组，其中开工在建机组25台。

　　面对日本核危机后质疑核电的声浪，许多专业人士指出：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它是一座服役40年、采用第二代核电技术的“老”核电站，而中国的核电发展路径是第二代改进型和第三代核电技术，安全性将大幅提高。鉴于化石能源日益紧缺且碳排放压力很大、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源又面临高成本门槛的背景，核电仍是一种相对较为经济、干净、可靠的能源选择。

　　但无论如何，日本核危机毕竟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不得已的次优选择之下，必须将核电的安全、稳定置于更重要的地位，把风险降至最低水平。3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调整完善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这一决定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专家预计，“十二五”期间，积极发展核电的基调将被“安全第一”取代；规划纲要当中的核能部分可能修改；全国核电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可能下调。另有专家建议，应当以此为契机，加快核电开发和核安全方面的立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