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首届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生学术论坛在中央党校召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整合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意识容纳时期，改革不但打破了原来僵化的整合机制，也容纳了阶层的变迁，表现在：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到“多元一体”的思想容纳；从“阶级合化”到“双轨诱变”的阶层分化；从严格的社会控制到比较自由的社会流动；从排斥性整合到对社会精英的积极调动。自此，阶层分化的逻辑与现实得到有机统一。第二个阶段是相机整合时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面对阶层的全面分化及其带来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政治系统进行了相机性的整合，一是对工农两大基本阶级的整合日趋非行政化，社会整合和市场聚合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对一些新兴社会阶层进行选择性、亲和式整合。无论是“相机性整合”还是“市场性聚合”，都无法承担促进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要构建一个全面有效的政治整合框架，维护阶层分化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政治整合 阶层分化 相机整合 公民社会

　　政治整合就是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化解矛盾与风险、促进融合与合作，从而维护动态稳定和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逐渐打破了非自然形成的刚性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坚冰：改革开放之前僵硬的整合机制与改革的暗流

　　1957年下半年一直到文革结束，长达二十年间的政治整合，其本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国家权力为中介、以群众运动为主线的全面控制的过程，最终形成了高度刚性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被高度压缩、政治社会高度重合。这种过度的政治整合，超越了生产体系和政治框架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改革开放前后，僵硬的整合机制之中也潜藏着改革的暗流，呼唤着春天的到来。

　　（一）左倾意识形态与谋变思想的势力消长

　　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软件，也是政治整合的最重要内容。文革期间左倾思想泛滥，特别是掌握了极大政治权力的林彪、四人帮等，控制了教育、文化、传媒等意识形态的中介，教条式地传播个人崇拜思想和阶级斗争意识。自上而下的强制塑造和自下而上的盲从运动相结合，将左倾思想推向了极致，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意识形态被肢解为一成不变的教条，不但消耗社会的能量，也退化政治整合的能力。随着运动的持续和发展，民众参与不断内耗，群众越来越饱受运动之苦，教条化意识形态越来越遭到强烈的怀疑。特别是林彪事件爆发以后，“人民群众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从根本上产生怀疑和动摇，逐渐改变对运动的狂热拥护和追随，进而由厌恶到憎恨，终于发展为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抵制和声讨运动” 。人们心中长期积聚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懑情绪，犹如巨大的火药库，一旦点燃便会猛烈地爆炸起来。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人心思变，强烈要求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混乱局势，奋起直追。但是，这种要求和愿望却遇到“两个凡是”错误的严重阻碍。在左倾教条主义主导政治权力的坚冰下，人民对“文革”的声讨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则恰似坚冰下的暖流，迈开了春天来临前最灵动的脚步。

　　（二）中外日渐扩大的差距与改革思想的共振

　　文革结束前20年间，在中国忙于激进的群众运动和陷于世界孤立环境的同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周边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生机蓬勃的新科技革命，为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生产力快速发展。一场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活跃的因素和决定性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在战后的1946年到1970年的25年间增长了4倍。1951年到1975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8.8%。1976年苏美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9370亿美元和16920亿美元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943.7亿元人民币；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分量的4.7%，1980年下降为2.5% ；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日本的1/4。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在国外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中国经济发展停滞和徘徊的压力下，一场改革开放的洪流巨变正在酝酿。

　　（三）社会精英内部的意见分歧与一致并存

　　文革期间，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推行务实路线的一批党内领导人，屡屡被推行极左路线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压制，双方发生尖锐冲突。许多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一时失势或被达到，在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一些造反派人物迅速上升、被补充进精英队伍，他们断章取义地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维护自己的地位。文革后期，在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整顿下，国民经济一度复苏，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仍处于“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下。周恩来逝世后，极左派竭力压制悼念活动，并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宣告结束。但是在“左”倾思想的阴影下，意识形态的障碍还是固化着一些党内领导者的思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还没有放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形成党内的改革阻力；与此同时，“文革”过程中，一大批蒙冤受屈的老干部在逆境中深刻反思中国的道路与前途，“文革”结束后陆续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革新图变的“改革派”。党内“两个凡是”路线与务实的改革倡导者之间形成了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分歧。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务实主义力量的凝聚与一致渐渐处于上峰，为赢得中国改革的破局整合了必要力量。

　　（四）刚性的社会结构潜藏着阶层分化的力量

　　1958年到文革结束前的20年间，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协奏下，中国步入到运动式整合的曲折阶段。它以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统领，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形成了政治与社会高度重合的结构；通过社会流动的“内部化”和“反向化”固化了社会结构；通过持续的思想教育和教条主义学习运动强化了“左”倾思想。这种高强度、“反分化”的政治整合，大大超越了生产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限度，为中国社会结构留下了巨大的底盘，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农业人口有77376万人，城市人口16341万人；一、二、三产业从业人数分别占从业总数的77.6%、14.4%、1% 。

　　尽管在高度同质的刚性社会中，阶层分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等国家权力的产物，还是充当了阶层差别的主要力量。身份制是制度化划分社会群体的规则，它将社会结构划分成“农民——工人——干部”的三重“身份圈” ；国家权力通过“单位制”这种组织中介，将国家权力牢牢地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关系到人们“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将人们利益整合在“政府的‘非政府延伸’”组织之内 ；“行政制”通过行政授权和级别制度的普遍化，对应了“官本位”传统的核心部分，成为人们控制和影响社会资源的最有力中介。这三种行政制度将“平均主义”社会划分成了区域之间、身份之间的显著区别。尽管国家直接占有和控制了大部分重要的资源，将社会牢牢地整合在政治框架以内，但是在简单而影响力巨大的变量作用下，阶级阶层界限日益清晰。

二、破局：改革开放前期日趋分化的阶层与政治系统的无意识容纳（1978-1993）

　　容纳社会变迁是政治整合的最起码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期，虽然很难说有一个对社会变迁的总体安排，但是许多具体的改革促进了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并且在无意识中容纳了这种变化。

　　（一）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到“多元一体”的思想容纳

　　改革开放既有打破体制束缚的历史意义，又有追赶世界步伐的现实意义。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