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政府为维护统治，疲于应付各种事变，无心也无力顾及黎民，使民间慈善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加之西方慈善文化的影响，近代的民间慈善不断发展，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近代社会，近代民间慈善是在继承传统慈善和学习西方慈善基础上，对慈善的初步探索，对于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近代民间慈善的基本情况

　　近代慈善与旧式慈善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旧时慈善多为官办慈善，慈善之外兼有社会控制功能，宗教性、宗族性特征明显，虽有长期性机构和临时性机构之分，但多以临时救济和荒政（在遇到荒年时所采取的救济措施）为主，而近代慈善民间慈善团体和民间慈善家队伍有了空前发展，与宗教性特点明显的外国传教士和外国绅商举办的慈善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具有非宗教性、非宗族性、持续性、志愿性特点的现代慈善萌芽的慈善形式，工商业人士在慈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仅就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民间慈善在赈灾中的表现以及民间慈善的国际化发展做一说明。

　　（一）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

　　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946年年底的统计，从数量上看，全国29个省市总共有救济机构3045个，其中私立的有1011个，约占1/3。1948年的《中国年鉴》披露：当时全国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者1969个，占47%强（以上数据来源于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164页）。

　　民间慈善团体的充分发展还表现在对赈灾工作的积极参与。仅在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荒赈济中积极参与的民间慈善团体就有京畿农民救济会、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这些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从数量、慈善资源、社会作用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官办慈善机构，成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主力军。

　　这些慈善组织在重视救济的同时，还对贫民进行文化教育，使之获得生存之计。进入20世纪后，在“养教并重”、“救贫于亡然，不如防贫于未然”的慈善思想影响下，在一些学者的大力宣扬倡导下，各慈善团体纷纷通过文化教育来实现对民众之根本救济。以辽宁奉天为例，民间慈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一些教养工厂其教养对象不仅为普通之贫民，还包括无业之游民，“教以浅近工艺，分缝纫、洗濯、纺棉、鞋底四科……一年毕业期满出厂，自谋生计”，此外，同善堂还在辽阳、铁岭、丹东等地设立了一些分厂，对于提高人们之智识，辅助人们之生计起了巨大作用。虽然此时民间文化教育及辅助生计的慈善事业发展还十分有限，但是它使得一些贫家无力就学的孩子有了求学的机会，也使得一些贫民、游民有了一技之长，获得了生存的本领。

　　在慈善组织发展中，也出现了一批慈善家团体。浙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湘商沈克刚、李祥霖、汤鲁、胡棣华、周馨祥、劳鼎勋、朱恩绶、傅宗祥以及后来华洋义赈会孙仲英、严兆濂、傅筱庵、余日章、唐少川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沈敦和、施则敬、任凤苞、吕海寰、吴重熹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已经按照专业化的运作模式有了明确的分工。如浙商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分别负责募捐、司账、转运、放赈、查赈等环节，既各司其职，又和衷共济，密切合作，作为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初具规模。

　　（二）民间慈善在赈灾中的表现

　　民间慈善在赈灾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在清代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华北大旱灾的赈灾中，民间慈善的各种力量都纷纷亮相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这场号称“丁戊奇荒”的大旱灾历时整整四年，从1876年到1879年；重灾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使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据记载在旱灾中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在旱情严重的山西，晋商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救灾赈济慈善活动，帮助乡里渡过难关。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出1万两。元丰玖票号东家孙淑伦先捐银1.6万两，后又捐米数千担。一些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工作。其中常家、乔家表现尤为突出。一向节俭的常家，为了怕原本有着小康生活的乡里碍于脸面不受施舍，特耗资3万修建戏楼，使乡里既得到了工作的岗位，又保住了其做人的尊严；乔家当家人乔致庸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家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灾年期间一律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第二，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的粮食，直到灾年过去；第三，在街上设锅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

近代民间慈善发展的现代启示

　　近代民间慈善发展也体现了一些慈善的一般性规律，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有着诸多启示。

　　启示之一，应大力发挥企业在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中的作用。在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工商业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有影响的慈善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企业家虽完成了财富的积累过程，但是要成为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使命的真正的世界级的企业家，还要有一种精神关怀和道德追求。纯粹慈善是伟大的企业家的必然归宿。大力发挥企业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慈善事业本身的成长，而且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家的发展。

　　启示之二，公信力是民间慈善组织活的灵魂。从近代民间慈善的发展中，我们不难看到慈善组织的贪污和侵吞财产对于慈善事业的影响。公信力是民间慈善组织活的灵魂，没有了公信力，民间慈善组织就难以生存。在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上，笔者的博士后导师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卢德之博士认为，要坚持五大原则：一是诚信原则，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遵守职业道德，维护自身公信力；二是专业原则，要有独立专业的运作机制，由专业化团队来操作；三是规范原则，日常管理、项目运作和基金投资等都要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等；四是透明原则，要在阳光下运行，信息公开透明；五是高效原则，要保证良好的运作效果。

　　启示之三，民间慈善组织要加强理论研究，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和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近代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多为一时的轰轰烈烈，没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前，我国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理论和理念建设方面比较薄弱，基本上处于研究的空白领域。而理论研究和理念建设对慈善组织的发展也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和推动意义，对加快慈善组织发展，提高其发展水平、加快其专业化程度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应大力加强慈善组织的理论研究和理念建设。慈善基金的保值增值，是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基金的保值增值，要与慈善项目完全脱钩，应坚持慈善项目运作的绝对非功利性。基金的保值增值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与大型基金或金融机构或者是国有企业合作，在保证基金安全和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