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中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应从一次分配做文章，过度依靠二次分配很难起到效果。在应对调整行业收入失衡时，需要针对不同成因而采取不同措施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而备受社会关注，在收入分配问题中，行业收入差距又是一个突出现象，以至于有媒体报道“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达15倍”，一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这种说法，2006—2007年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而中国证券业作为收入最高行业，2009年其平均工资水平是收入最低行业的15倍；如果把证券业归到金融业一并计算，行业差距也高达6倍，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超越巴西跃居世界之首。

　　可以肯定，上述“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达15倍”之说是有缺陷的。第一，混淆了按照大行业比较和按照细分行业比较，越是按照细分行业比较，差距越大。按照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按大行业划分看，2009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为70265元，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为14911元；最高为最低的4.7倍；相比之下，199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4528元），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10633元），行业最高工资水平与最低工资水平之比为2.35倍。按细分行业比较，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且细分行业的15倍差距是历史峰值，目前已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第二，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确比较大，但并非全球第一。看看美国、欧洲金融业高薪在刚刚过去的次贷危机中引发的国际性争议和在他们本国的民愤，便不难明白这一点，类似说法是拿中国的细分行业差距与西方的大行业差距比较，而且是拿中国糟糕时期的情况与西方最好时期情况比较，而且好些数据是不可信的，很可能属于捏造杜撰。有媒体称欧洲国家行业间收入差距通常在3倍左右，远远低于我国15倍的差距，我不太相信欧洲国家行业收入差距果真如此。

　　第三，各国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不宜把西方国家情况当做最理想状况的标准，然后用于衡量中国，要求中国削足适履。这是目前我国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误区，也是我们亟需摆脱的思想枷锁。关于我国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笔者无法提出一个定量的数字，但可以肯定比目前的发达国家要高一点，这是我们目前还处于赶超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尽管如此，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仍然是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过大的行业收入差距？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和劳动条件不同，以下因素又令这个问题变本加厉：

　　——开放经济的影响。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而某些与外部市场接轨程度较高的行业、其工作人员在国际间流动性较高的行业工资水平率先与西方市场接轨，与外部市场接轨程度较低的行业、其工作人员在国际间流动性较低的行业工资水平则接轨甚慢；因为前一类行业不给予和西方市场接轨的高薪就难以保留其工作人员，后一类行业无需给予高薪也能保留其工作人员，甚至本身就是西方产业为寻求低成本转移而来的，这样就导致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看看改革前期外贸部门和涉外部门的高薪，以至于涉外导游、的士司机（当时基本上只有外籍人士乘坐）成为当时令人眼红的高薪群体；看看金融部门开放度提高之后金融部门的高薪；看看这些年来IT行业的较高薪酬，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在国际上，开放经济有时会把拉大行业收入差距、加剧社会分配不公的负面效应推向极端。当年美国扶植南越政权堪称不遗余力，除军事援助外，还向南越政权提供了数以亿计的美元用以建立工业基础设施，但结果是从事英语翻译等类工作者收入不对称地暴涨，以至于担任平定省代省长的阮定上校抱怨：“一个像我这样的上校每月收入仅70美元，而一个为美国人工作的翻译或姑娘每月至少可得二百或三百美元。”久经战火的上校军官薪饷仅相当于安全地待在城市或美军基地内小年轻翻译的1/3甚至1/4弱，在这种情况下，南越军队的士气可想而知，其覆亡实不足为奇。

　　——市场行情变动引起的阶段性现象。近年来资源行业收入、利润和员工薪酬显著增长，以至于在目前中国大陆人均GDP最高的鄂尔多斯，当地多年以来堪称旗帜的知名企业鄂尔多斯集团一度受困于严重的员工流失，因为不少员工转投当地煤炭企业，以获取高好几倍的薪酬。2009年初笔者在鄂尔多斯走访了鄂尔多斯集团和从事煤炭采掘的伊泰集团，据两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介绍，前者车间一线工人月薪1400—1500元左右，后者2008年员工平均年薪8万多元，一线职工月薪万元者不乏其人。而资源开发行业目前的高薪有一部分是对采矿部门危险、劳累的补偿，还有相当一部分是2002年以来初级产品牛市的结果。

　　——行业垄断，如房地产、水务、烟草等行业。近年来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舆论反应较大，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也称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

　　——灰色乃至黑色经济成分。

　　无疑，改善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应当从一次分配做文章，因为过度依靠二次分配很难起到效果，其原因是高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手段逃避税收调控，甚至能够打着“藏富于民”、“减税”之类旗号冠冕堂皇地反对二次分配。而且，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而令绝大多数劳动者为之气结。何种局面更有利于生产扩大、增加供给以及社会稳定，不言而喻；须知，“一人傅之，众人咻之”从来就不能成事。此外，过度依赖二次分配的一大副作用是打击劳动积极性。而在应对、调整行业收入失衡问题时，我们又需要针对其不同成因而相应采取不同措施。经济全球化引起的行业收入差距、市场行情变动引起的阶段性现象不是我们要过度反对的，那样做只会导致我们经济发展停滞，最终大家受损。对于行业垄断造成的行业收入差距中，有一部分是我们要反对并加以解决的。之所以提出是“有一部分”，因为某些行业垄断是我们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或自然因素而必须实施的，如水务（自然垄断）、烟草（低成本获取财政收入并迫使嗜好者为此种不良嗜好支付相应社会成本）等等，为此，我们不得不承担一定程度的副作用。

　　既然如此，行业收入失衡问题该如何着手？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调节行业内收入分配差距，在此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努力提高收入落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其收入的根本途径，而且，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最佳途径是推动低收入者更快地提高收入，而不是压迫收入较高行业普通劳动者向低收入行业看齐。

　　第二，提升产业结构，让先进产业部门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只要我们生产率高的先进产业部门能够容纳更多就业，即使行业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分配格局也改善了。

　　第三，对某些垄断性行业的薪酬水平实施一定程度的政府管制，并通过税收工具转移其过高的垄断收益。

　　第四，对于某些因行情变动而受益的高收入行业（如当前的采矿业）实施一定程度的调控，可供选择的工具包括资源税、暴利税等等。但这种措施也会带来一定副作用，给政府增加额外的义务，因为这类行业波动性较强，在其步入牛市阶段抑制其收入，相应地也就会赋予该行业一种隐含的权利，即在落入周期性低谷时向政府索取一定的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