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年来这一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本身。为了使这一研究更健康、深入地进行下去，有必要反思一下目前的研究方式。

　　其一，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着眼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这涉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当今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个时候我们花大力气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定要把这一研究同这一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正面、反面、侧面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我们要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我们应当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思潮视为一种培养、锤炼人们理论思维的值得可取的材料。我们绝不能把研究的目的仅仅局限于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知识的积累与辨析上。如果是这样，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有逐步从整个学术活动中淡出的危险。两种不同的研究目的，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研究方式：倘若我们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仅仅囿于“文化知识的积累和辨析”，那当然应把注意力放在给其定性上，即确定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但假如我们是为了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而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么我们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专注于吸取和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

　　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强化“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旨在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启示，如果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已突破了原先的纯理论的标准，把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以代表人物和流派作为切入口加以研究。我们必须强化问题意识，即以问题为切入口，在这个思潮的基本理论层面上展开研究，抓住那些确实有着诸多创见，而又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加以深入的探讨。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探讨的各种问题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即在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端的过程中提出了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什么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即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表面的繁荣背后的实质的过程中归纳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即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的过程中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表述，完全可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的过程中提供的一些思想资料和社会资料。

　　其三，绝不能把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原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其特定的外延与内涵的概念，柯尔施、梅劳·庞蒂、佩里·安德森等人早已给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过严格的界定。可目前我们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运用极其混乱。有不少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造成这种混乱的一个原因是，实际上目前西方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仅仅是，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称得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而有一些人误认为西方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把西方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塞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箩筐中。这一种误解从反面向我们揭示出，研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仅局限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有着从整体上研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这种需要，在苏东剧变后表现得尤其明显。苏东剧变后，正值马克思主义陷于低潮，连原先一些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离开马克思主义之际，另外一批人，包括原先轻视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人，却纷纷走近马克思，出现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纵观目前西方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背景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大量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研究确实不仅仅是为了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个性，而旨在及时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启示，那就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而应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整体的、全面的研究。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