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文艺生活正在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和蓬勃生机。思想的解放，体制的改革，经济的成长，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文化设施的全面建设，传播手段的突飞猛进，群众的积极与日益普遍的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渐趋畅达，使我们的文艺作品与群众的文化生活从数量上、品类上、规模上、参与程度上与选择的个性化上都是以往完全不能相比的。1949年至1966年，全国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二百多种，而现在一年的长篇小说书目就达千种，加上网络上的新作，更是数不胜数。再如目前国内观众能够收视到的电视广播节目的丰富多彩以及广播电视的覆盖面，还有上网人数的扩大速度，都令人叹为观止。

　　传媒在文化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大，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制造成功了大量文化与文艺明星，制造成了各种畅销文化产品。明星与畅销作品意味着大叠的纸币。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许多习惯与观念。被西方思想家称为“沉默的多数”的大众，其中尤其是低龄大众，正在网络上发出声音，兴起波澜，越来越成了气候，甚至影响着舆论与社情民意的表达。

　　与此同时，我们缺少力透纸背的经典力作，缺少振聋发聩的文艺高潮，缺少学术创新与文化发现，缺少大师式、精神火炬式的文化权威。也经常听到大量的批评与责难的声音：认为现在到处是文化与文艺的垃圾，包括谩骂、造谣、生硬搞笑与各式胡说八道。

　　确实，人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市场的发达与大众的参与，传媒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层次化是公民的文化民主权利得到落实的体现，也是现代化与小康社会的必然，它标志着有些过去无缘染指文化的群体，例如打工仔打工妹有了自己的文化诉求与文化享受，这首先是好事，我们不能怀疑与蔑视这样一个方向。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文化的经典的产生有赖于个别的精英人才。人多势众的文化是热气腾腾的文化，也是泛漫汪洋的文化，它们必然是包含着大量低俗伪劣浅薄的货色。民族的文化瑰宝有赖于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李、杜、曹雪芹这样的少量天才人物。人才当然离不开人民，人民是艺术与思想的母亲。同时人众不等于人才，数量在文化经典的诞生上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文艺的泛漫化与经典的出现常常不是一回事，越是泛漫人们越是容易痛感到经典的缺失。当然二者并非势不两立，淘尽黄沙应是金，四大奇书既是最普及的，同样也是最优秀的。湮没在泛漫的文化与文艺生活中的智慧奇葩与天才成果，终将永垂史册，成为民族的经典与骄傲。我们无需对泛漫的大众文化产业痛心疾首，但也不能对文艺生活的泛漫化所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

　　对市场力量的片面接受正在使人们变得浮躁，一些文化产业事业人追求的只限于印数、票房、收视率、点击率，一些作品正在通过拳头枕头、陈腐迷信、八卦奇闻来促销谋利，使文艺日益消费化、空心化乃至低俗化，失去了思想与艺术的追求与积累。传媒的炒作与炒作背后的经济利益正在使文艺上高下不分，真伪不辨，黄钟喑哑，瓦釜雷鸣。急功近利的风气使本来大有希望的文艺人也在走捷径，宁要无知的起哄与人为的速成明星，不要伟大的经典，不要文学艺术与学术的深刻性、严肃性与创造性，更不要说文化创造上的艰苦卓绝与不应逃避的付出代价。低级趣味、思想品味上的零度化、牵强附会、互相模仿（如前几年的帝王戏与近大半年来所谓间谍剧的突然走红），各种强编胡凑、不合情理、信口开河的作品越来越多。相形之下，常常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好作品越来越少。

　　甚至学术上也令人担心，媒体的巧言令色会不会冲击真正的学问修养与功底？抄袭、枪手、拼凑、交易……学风的腐败为什么屡有传闻？在某种文化的幌子下，迷信巫术会不会借尸还魂，假冒伪劣的文物与民俗会不会大行其道？跟着发行量与收视率走的传媒手段应该怎么样负起对人民的责任？

　　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给了文化生活以有益的启发的同时，也带来了急功近利与浅薄浮躁。一些营销名词正在使一些出版、传媒、制作人、投资人、旅游公司与有关地区与部门头脑发热，例如包装、炒作、品牌、名片、时尚、热销元素，成为某些地方的发展文化事业的首要思考。而思想、艺术、真实、深邃、完美、智慧、才学、责任、激动人心与精益求精的“古典”的说法似乎正在被人忘却。各地拼命寻找与争抢自己的历史文化名人名著名事迹，为此不惜以一充十，编造故事，夸大吹嘘，制造假象，有人甚至称之为“先造谣后造庙”。而在打起名家名作名事迹这个招牌后，用热销商品与尚待论证的所谓本地文化古迹互相命名，新建一批可靠性与文化内涵近于乌有的人造文物，然后用殿堂、寺庙、公园、生态园、景点、纪念馆、祠堂的名义，搞餐饮游乐等三产，人们在先秦诸子的名义下吃喝洗浴按摩，请问这究竟是弘扬了还是亵渎了我们的文化资源呢？究竟是推崇还是滥用着文化的名义呢？现在，甚至连新举办的大学也以当地的热销商品命名。这样下去，粗鄙的营销手段可能吞噬真正的文化品味。

　　也许这一类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放眼欧美，我们也会有其人文成果不如达·芬奇、伏尔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惠特曼时期的感慨。历史与社会生活的逐渐正常化，使人们不再期待着文艺学术的呼风唤雨、电闪雷鸣、天翻地覆。在一些人痛砭当今缺少鲁迅式的大家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正视产生鲁迅的年代与当今的时代的大不相同。雄辩的悲情的旗手式的文化艺术也许正在向亲和的良师益友式的文化发展。我们难以期待历史的重复上演。

　　再者，一个时期的文艺生活的有无经典、有无大师巨匠，有待于历史与时间的淘洗与沉淀，谁能急得？不论《哈姆雷特》还是《红楼梦》，不论《对话录》还是《论语》，其经典地位都是在作者死后许多年才确立的。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的方针——包括学习探索的需求与休闲消费的需求——这是不应该怀疑的。在经济发展的时期，有一个比较浮躁与嘈杂的过程，这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避免。我们对当代的文艺生活不应该妄自菲薄，更无需痛骂诅咒——痛骂诅咒也未必有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头脑的清醒：

　　文化、文艺，不仅是“名片”，甚至其首要意义也还不是软实力，虽然软实力的提法意义重大，获得了普遍认同，值得认真面对与部署。文化，首先是对人类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满足，是对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民族人心的寄托与凝聚，是心智与人性的拓展、积累、结晶与升华，是对真理的接近与拥抱，是人生的魅力、生活的多彩，是历史的庄严与世界的光明与温暖的源泉。一个有志于文化、文艺的人，尤其是一个文化文艺从业者，应该有自己的品味与追求，有自己的境界与底线，有自己的志向与抱负，不能停留在市场与传媒炒作的层面，不能停止在招牌与名片的层面。招牌、名片与效益，可能有助于文化生活的发展前进，也可能尚距离真正的文化传承与积淀十万八千里，甚至可能成为对文化传统的歪曲与贬低。问题在于你能不能有对文化的真正认识与敬爱。

　　即使是从事大众文艺、通俗与民间文化、科教普及等事业的朋友，也应该明白，要力图使自己的作品中包括更多更有意义的内容，更美好的形式而不是相反。同样的大片，《泰坦尼克号》与《阿凡达》“秀”出来的是爱、尊严、环境保护与对大自然与生命的尊重，而某些拙劣的作品表现的是空无一物，是拼凑一堆热销元素、展演愚昧与无知。我们不满意思想与艺术的趋零化，这是当然的。

　　我们的社会需要逐渐培养与建立权威的、强有力的思想、学术、艺术评价体系，靠的是参与者的道德良心、学术良心与艺术良心，靠的是评价者的对历史，对祖国、人民，对人类的责任感与独立思考，同样靠的是评价者物质上的自足与直得起腰来。一些学术与文艺团体，一些高等学校，一些研究机构，一批境界高蹈的专家，应该迎难而上，挺起胸膛，敢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拒绝一切实利的诱惑与干预，应该将学术与文艺上的黑金作业视为最大的丑闻与耻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历史证明，文化与艺术需要实践与时间的淘洗，大浪淘沙，真金火炼。文艺如水，自有清浊，文化如金，自有成色；任何人为的吹捧或贬低，哄闹与造势，在历史的长河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不管这种人为的折腾表现为什么形式。正因为人文领域的高下优劣不像体育或者实用技术那样好判断，因此良莠不分的现象就更加令人痛心。

　　对此，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主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执政党也必然会有、要有、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要心中有数，要有主心骨。尤其对那些确实具有重大学术与艺术价值，值得留给后世子孙的学术与艺术成果，对那些成就卓越、实绩斐然，但并不能急功近利地成功创收的学术艺术大师，要有更多的表彰、提倡与支持。市场再好，只是市场，传媒再炒往往也不过一时对人民币有效，对文化仍然无效。只有有了专家与社会的负责的与郑重的声音，传达出深刻与高远的思考，我们的文化文艺生活的价值认知才能得到校正与平衡。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国家的奖励与荣誉称号制度的问题，这太重要了。我们热烈地期待着。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号称不管文化、连文化部门也不设立的国家，他们都有这样的由国家元首颁发的奖项。这样，就会大大地冲淡市场与传媒的主导作用，改变但知泛漫、不知经典为何物的有缺陷的现状。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大国、古国，我们潜力极大，我们任重道远，需要填补的空白太多太多。我们不但要考虑到现时，还要考虑到怎样向后世子孙交待，让我们在泛漫的文化大潮中，为给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添玉增色而殚精竭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