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关注中国社会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世界上很多人欣赏中国，赞扬“中国模式”，甚至说出了只有中国才能救世界的话；也有人把中国看成未来的最大威胁。当然，里面不乏某些夸大其辞。所以我们要在冷静和清醒之中，深入考虑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方向问题。例如我们自己以为，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的核心，那么我们未来的哲学又该是什么样子？

　　我想，关于中国哲学未来的样子，可以有一个大概的判断或设想，即它应该是“中”、“西”、“马”结合的一个新的形态。在学界，如果我们追求的是让“中”、“西”、“马”各个学科都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都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它应有的东西，那么这样的目标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实现的。可以说，多年来它就已经在若隐若现地实现着了，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一个“中”、“西”、“马”融合着的文化了。而促进学科之间融通的重要聚合点，就是中国的现实实践和它所造就的现代历史。

　　在当前这个时期，社会实践最强的呼声，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关注中国社会，关注中国人，关注中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关注我们遇到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以打造当代中国自己的、继往开来的文化体系。而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主体，即作为整个中华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整体。

　　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整体是一个精神的有机生命体，不同学科的贡献就是给它提供精神营养。在中国，如果“中”、“西”、“马”各家都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个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尽管每个学者自己有门有派，而在实践中被各种哲学思想和成果共同哺育出来的中国文化，则一定是一个统一的、现实的、丰富的整体。在中华民族的当代思想文化的生命体中，由于有来自各方面的营养，使它更强壮、更丰富、更充实。争取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未来的中国哲学，要关注国家民族发展的实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传统需要理性地自觉把握

　　中华文化总体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是“海纳百川”而来，是“大象无形”的。这首先是因为，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特别是人口最多的汉族，更是由许多少数民族多次融合而成的。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所以与主体的特征相应，我们的文化也有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传统特征。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所“容”的内容不同，“容”的方式不同，所形成的宏大场面也自然有所不同。

　　理解中华文化的“大象无形”、“有容乃大”非常重要。“大象无形”就是不拘泥于单一形式，从而能有涵盖宇宙、顺势而进、气象万千的面貌；“有容乃大”不是堆砌杂多，而是以我为主，兼容并包，为我所用，成就大象。在过去，这些都是自发地、自然地做到的（不排除有时甚至是被动地、不得已）；在今后，则需要理性地自觉把握之。

　　跟西方的宗教传统比起来，在中华文化中，人们一向是有明确信仰的。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最高信仰是“天”。“天理、天命、天意、天道、天下……”无数关于天的神圣理念和神秘观念，一直统摄着中国人的心灵。而“天”最终也是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种信仰方式，其实是以人为本的，所以我给它起名叫“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的信仰态度”。从这个信仰方式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优点和缺点。优点在于，它确实是以人为本的；缺点在于，它缺少科学的理性和反思精神。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在信仰上以人为本，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很先进的信仰方式。但在这种信仰方式中也暴露出它的缺点，而且是一个实质性的缺点，就是不认真、不彻底，什么事情只求“够用就行、见好就收”，不肯用哲学追根究底、究竟至极的精神和科学的实证态度，把它辨认清楚、思考透彻、表达完整，让它变成人们自觉的共识；不但变成共识，还要进一步变成体制、变成规则、变成法制，力求以社会化的形式把其中合理有效的东西真正地保持下来、巩固起来。在我国，虽然以人为本的信仰搞了几千年，但在“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解、科学把握上，以及在信仰“天”的坚守和追求中，却停留于经验实用的水平，反而缺少一种应有的彻底、一贯和自觉精神。在西方（主要是欧洲），则是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化的宗教形式，把他们的信仰变成了一种严格的精神原则和行为准则（当然，因此也发生了不少残酷的宗教纷争）。西方文化之受益和受制于其宗教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是我们的优势，它是我们能够实现“中”、“西”、“马”融合以缔造中国特色现代文化的丰厚土壤，因此需要大力弘扬之；而将以人为本引导到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人治主义等方面去的传统习惯，则是我们的劣根，无论对于“中”、“西”、“马”哪一家来说，它都是一种非科学化、非建设性的消解力量，因此需要大力克服之。我想，我们要用各个学科的融合推动中华文化建设发展，就需要改一改“够用就行、见好就收”的毛病，把它变成一种追根究底的、逻辑分析的、充分理性化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要学习西方人的长处，包括哲学上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哲学的风格，改变我们自己传统短处的理由。

　　从现实的批判做起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一方面我们确实创造了奇迹，全世界都承认；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但是，把这些经验和教训上升到学理和哲学思维上来总结时，所下的功夫却很不够。前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人们对改革开放30年实践的理论表述，始终不能超出已有文件的政治话语层次，少有更深入的理论提升。于是，我们现在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对自己现在的情况不知该怎样说。例如，经常有外国人问“你们改革开放是什么哲学？”就很少有人回答上来，或者回答了别人也不信。最近我参加一次咨询会，发现我们的对外宣传往往无法与国内的说法充分接轨。在国内讲的很多东西，对外就不理直气壮地去说，反倒觉得离开现实去说孔子、说古人更有效。这是为什么？说到底，还是对现实的把握没有达到应有的理论层次，因此缺少足够的理论自信。自己对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事情，缺少足够的理论论证、分析批判和凝炼提升，因此我们长期以来在“说与做”之间存在着二元化的困境，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

　　不久前奈斯比写的那个《中国大趋势》里也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有很多故事，但中国人自己不会讲。对于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哲学和理论收获，我们自己是否能说到位，这是一个结果；而我们想不想、会不会说到位，则是一个前提。目前我们理论研究的一个毛病，正是缺少这种动力和激情。表现为不大关注和理解现实，甚至不大看得起现实，不大看得起活着的中国人所做的事情。在学术上，往往容易把遥远的古人或外国人的成就进一步加以美化和提升，而对我们自己脚下走的路和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却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进行理论批判和总结。前几年甚至出现过一个口号：“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对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但是，当人们热衷于在人文社科领域里区分“思想”与“学术”，并刻意回避前者，又通过突出某种现成的学术形式和学术规范来强化某种门户之见时，就无形中助长了以自我保全为目的，一味趋史避论、趋古避今、趋洋避中、趋名避实，总之是脱离社会、脱离现实的学术风气。这种形式主义的片面诉求，往往起着屏蔽中国学术自主创新的作用，与我们的时代和实践极不相称，很可能导致一种学术侏儒化、文化侏儒化的后果。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许多非学术的原因，但学术界的自我选择和治学心态，也需要反思。

　　总之，缺少现实的理论批判意识，不仅表现为轻视或回避现实问题的理论封闭，更表现为面对现实问题却无力批判的理论贫乏。这两者共同地暴露了我们基础研究的不足，使理论难以回应时代的呼声。而我们未来的哲学和文化，只能是在融合优良的历史传统和适合于我们的西方经验的基础之上，在解决我们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一取向可以成为我们哲学和文化繁荣兴盛、创新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