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范仲淹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唐宋时，官员犯罪，分公罪和私罪。据《宋刑统》卷2，“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用现代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中国古代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尽管如此，执照儒家的教义，是不能求利而不求义的。义就是凡事须讲究原则。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91，有个低官杨炜写信批评副相李光说：“某闻忠孝从义，而不从君、父。”忠孝是古人的重要道德规范，但忠孝须讲原则，不能说绝对服从君主和父亲的错误，也是忠孝。

　　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样的哲人，才能提炼和总结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一般说来，做官无非是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级和皇帝，就无法指望升迁，甚至受惩罚，得死罪。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升黜荣辱，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情操和修养。北宋苏轼说：“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上皇帝书》，《皇朝文鉴》卷54)欲在官场中阿谀奉承，迎合上级和皇帝，就决不能说真话和直言。宋朝优养士大夫，超过前朝后代，然而到北宋末的危亡时刻，那些称颂“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挥麈后录》卷2)的宠臣辈，一个个立即显露出鼠辈的本色。面对金军凌厉攻势，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人物。这两人正是按范仲淹的为官之道而立身行事的。李纲曾因上奏直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宋史》卷358《李纲传》)，贬为一个最低等的税务所长。宗泽更是整整在官场屈沉了三十五年。宋徽迷信道教，宗泽却因“建(道教)神霄宫不虔”，受很重的“除名，编管”处分(《宋史》卷22《徽宗纪》宣和元年三月)，他“半生长在谪籍中。”(《湖山集》卷4《哭元帅宗公泽》)他们宁愿受打击，被贬黜，也要坚持原则不动摇。惟其如此，所以在国难当头时，方能挺身而出。

　　朱熹《朱子语类》卷129说，“至范文正(仲淹谥号)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范仲淹对宋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此种影响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范仲淹的为官之道对少数优秀士大夫，即真正是精英的人物，是产生影响的，对多数士大夫却并未产生影响。宋仁宗时，包拯说：“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包拯集》卷2《请先用举到官》)宋哲宗时，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跨鼇集》卷19《上皇帝万言书》)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儿，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史实证明，他们是决不会受范仲淹的为官之道感化的，其为官之道只能是公罪不可有，私罪不可无。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决不可能培育出人们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从另一方面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也是埋没真正的精英和清官的坟场。如果没有两宋交替时的浩劫，如李纲和宗泽那样的正人君子，就只能泯灭在众贪官之下，决不可能在史书上留名。

　　从历史上看，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难于造成有担当、赤心报国的官员，在这样的大染缸中，范仲淹的“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理想、为官之道，是难以实现的。今天，如果视等级授职制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传家宝”，看不到其弊端，尤其是看不到其与现代政治文明极不相称的积弊，只能是阻绝中华民族的进步之途，使各种严重积弊，包括近些年间愈来愈严重的教科文单位衙门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学术腐败，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其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今日的公仆应与历史上的清官有严格区分，进行公仆意识的教育，固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任用制度，特别是重视完善干部的选举制度。尽管如此，今天重提范仲淹的为官之道，也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使某些公仆们自省，古代哲人尚有“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自己又当如何做公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