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源于西方的奥运会的历史文化内蕴对我们而言或许还略微陌生,但作为个人竞技其所表达的对体育运动的崇尚和热爱,对拥有强健体魄、拥抱健康生活的热切渴望,是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的,而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的现实正是这一全人类共性的最好体现。
“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翻开北大11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作为现代教育标志之一的体育,在北大的发展过程中同样留下了珍贵、清晰的足迹,特别是作为中国高校体育启蒙的重镇,北大与中国体育的近现代化始终相伴随。
作为《奥运知识播报》的一个子栏目,在体育史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奥运办联合体育教研部系统说明作为高等教育学府的北大与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对北大体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介绍,正式推出“北大体育史话”,以期实现北大体育传统与奥林匹克更加紧密的结合,进一步促进我校奥运筹办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并为奥林匹克遗产保留转化打下良好基础。
提起蔡元培校长,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很少人知道,在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中,蔡元培先生同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体育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包含着丰富的体育内容。
蔡元培先生像
蔡元培先生所倡导之体育,始终与他所倡言的“完全人格”联系在一起。早在1912年5月,蔡元培就提出“普通教育养成国民健全之人格,教育者是养成人格之事业”。1919年2月在《教育之对待的发展》一文中,他提出“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之完全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在“完全人格”中,蔡先生将体育置于首位,他说:“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凡吾人身体与精神,均含一种潜势力,随外围之环境而发达,故欲发达至何地位,既能至何地位。”在谈及体育与德育的关系时,他再一次论证了体育的基础地位,“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忠孝,人伦之大道也,非健康之本,无以行之。”“于国家也亦然……一切道德殆皆非赢弱之人所能实行者,苟欲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1920年12月5日,蔡先生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中,将“完全人格”又称为“健全人格”,谈及“年前我国审查教育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为:(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精神。所谓健全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的,不可放松一项的。”在此,他把体育的功能和作用及所应掌握的尺度做了务实的说明,“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了体育的价值了。”
1921年的北京大学足球队
蔡元培先生不仅是教育思想的理论家,更是实践的先行者。蔡元培主持校务的第一年,“北京大学体育会”成立,通过《体育会简章》,并选举杨济华担任会长。1917年1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体育会”和随后成立的“北京大学技击会”使体育运动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促进了校内外交流、扩大了体育在学校的影响,肯定了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以后成立体育部和设置体育课教学打下了基础。
技击会训练
为了改善学生体质状况,在蔡元培的提议下,1919年秋季学期起北大实行新生入学体格检查制度,此外学校还增加了许多体育器材和设备,开设了游泳池和溜冰场,而当时学校办学经费其实极为紧张。
1922年5月直奉战争爆发时,北大三百多学生加入妇孺保卫团。在蔡元培主张下,将保卫团变成一种永久性的体育组织,并仿照欧洲各国国民军的组织,在1922年6月将保卫团改称为学生军,并制定学生军章程大纲,以锻炼身体、增进军事常识为宗旨。全校共分六个军,每军分三队,每队分三排,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并决定组织体育委员会和体育部,规定军事教育、柔软体操和各种球类训练(每周三小时)为学生正式课程,与其他课程并重。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的体育运动面貌为之一新。1922年学校举行春季运动会,使中断了6年之久的校运会得以恢复,蔡元培亲自担任运动会主席,顾孟余、丁林、胡适、颜任广、李四光、陈其修等教授分别担任评判长、司令员、评判员、计时员等工作。
排球比赛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这样前瞻的教育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改革教育、尚武求强的积极作用,并有力推动了日后北京大学体育课程建设和体育活动的开展。蔡元培先生关于体育方面的实践,为高校体育教学做出了榜样,其功绩也应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所铭记。
注:①本文观点及部分材料可详参北大体育教研部郝光安等编着的《北京大学体育史》,2008年5月第1版,人民体育出版社。
②本文部分资料档案来源见北大档案馆、校史馆。